5.8 车臣论
概念
“车臣论”作为一种探讨苏联解体影响或解体后遗症的观点，通常指的是车臣地区（位于北高加索）长期存在的民族分离主义倾向和对中央政府的离心离德，这种状况在苏联时期就已是“心腹大患”。该观点认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未能有效控制车臣，导致了两次惨烈的车臣战争，这既是苏联时期民族矛盾未能妥善解决的恶果，也反过来印证了苏联解体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其内部民族问题的失控。
需要明确的是，将“车臣问题”直接作为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可能不完全准确。更准确地说，车臣问题是苏联民族政策失败的一个缩影和长期隐患，苏联解体为车臣分离主义的爆发提供了契机和条件。
关键论点分析
车臣问题的历史根源：
- 沙俄时期的征服与反抗：车臣人是北高加索地区骁勇善战的山地民族，历史上长期抵抗沙皇俄国的征服。19世纪，沙俄经过残酷的战争才将车臣并入俄国版图，但车臣人的反抗精神并未被完全磨灭。
- 苏联时期的高压与强制迁移：
- 苏联成立初期，车臣地区也曾爆发过反苏维埃政权的起义。
- 二战期间，斯大林以车臣人与德国侵略者合作为由，在1944年将整个车臣民族（以及印古什等其他一些北高加索民族）强制迁移到中亚和西伯利亚地区。这是一场民族悲剧，造成大量车臣人死亡，并在车臣人民心中埋下了对苏联/俄罗斯政府深深的不信任和仇恨。
- 赫鲁晓夫时期，被流放的民族获准返回故土，但强制迁移的创伤和历史积怨难以消除。
- 民族文化与宗教的独特性：车臣人拥有独特的语言、文化和传统习俗，主要信仰伊斯兰教苏菲派。这种独特性在苏联强调“苏维埃民族”大融合的背景下，有时会与中央政策产生冲突。
苏联时期的“离心离德”表现：
- 潜在的分离主义情绪：尽管在苏联时期，由于中央政府的强力控制，车臣的分离主义活动受到压制，但要求更大自治权甚至独立的潜在情绪始终存在。
- 对中央政策的消极抵制：在经济、文化等方面，车臣地方可能存在对中央政策的消极抵制或变相执行的情况。
- 非官方的社会结构：车臣社会内部存在着传统的氏族部落结构（泰普）和宗教长老的影响力，这些非官方的社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苏维埃官方体系之外，维持着车臣社会的内部秩序和认同感。
苏联解体与车臣分离主义的爆发：
- 中央权威的削弱与解体：戈尔巴乔夫改革后期，苏联中央权威急剧下降，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主权乃至独立。这种“主权游行”的浪潮也波及到俄罗斯联邦内部的各自治共和国，包括车臣。
- 杜达耶夫宣布独立：1991年，前苏军将领焦哈尔·杜达耶夫当选车臣总统，并单方面宣布车臣“独立”，脱离俄罗斯联邦。这直接点燃了车臣问题的导火索。
- 俄罗斯中央政府的应对失当：叶利钦领导下的俄罗斯中央政府最初对车臣的独立企图反应迟缓，未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控制，也未能通过政治谈判解决分歧，最终诉诸武力。
两次车臣战争的爆发与影响：
- 第一次车臣战争（1994-1996）：俄军仓促进攻格罗兹尼，遭遇车臣武装的顽强抵抗，损失惨重。战争最终以俄军被迫撤出，车臣获得事实上的独立而告终，但主权问题悬而未决。
- 第二次车臣战争（1999-2009，大规模军事行动主要在1999-2000年）：在普京领导下，俄军吸取教训，以更强硬的姿态和更周密的部署再次进入车臣，最终摧毁了车臣分离主义政权，恢复了俄罗斯对车臣的控制。但车臣地区的安全局势和恐怖主义威胁在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依然严峻。
- 战争的残酷性与人道灾难：两次车臣战争都极为残酷，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和人道主义灾难，格罗兹尼等城市几乎被夷为平地。
- 对俄罗斯的深远影响：车臣战争不仅给俄罗斯带来了巨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也对俄罗斯的国内政治、社会稳定、民族关系以及国际形象产生了深远影响。
对该理论的评价
“车臣论”作为对苏联解体后遗症的分析，以及对苏联民族问题复杂性的揭示，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
- 印证了苏联民族政策的失败：车臣问题的爆发，是苏联时期民族矛盾未能得到根本解决的集中体现。高压政策和强制同化，并不能真正消除民族隔阂和离心倾向。
- 揭示了国家解体后地区冲突的风险：在一个多民族国家解体或中央权威急剧衰落后，原有的民族矛盾和领土争端很容易激化，并演变为暴力冲突。
- 对俄罗斯国家构建的挑战：车臣问题成为后苏联时代俄罗斯面临的最严峻的内部挑战之一，考验着俄罗斯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能力。
然而，需要明确：
- 车臣问题不是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苏联解体是多种复杂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主要是其政治经济体制的僵化、意识形态的破产、改革的失败以及加盟共和国的离心倾向。车臣作为俄罗斯联邦内的一个自治共和国，其分离主义倾向虽然是苏联民族问题的一部分，但并非导致苏联整体解体的核心驱动力。
- 因果关系的倒置：更准确地说，是苏联的解体为车臣分离主义的公开化和武装化提供了条件，而不是车臣问题导致了苏联解体。
结论
车臣地区长期的“离心离德”和苏联解体后爆发的两次车臣战争，深刻反映了苏联时期民族政策的深层矛盾和失败。它作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面临的严峻挑战，印证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和谐的极端重要性。虽然车臣问题本身并非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但它是观察苏联民族问题复杂性和国家解体后遗症的一个重要窗口。它警示我们，任何试图通过压制和强制手段来解决民族问题的做法，都可能埋下更深远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