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 乌克兰大饥荒论
概念
乌克兰大饥荒论（Holodomor, Голодомор，意为“以饥饿灭绝”）认为，1932年至1933年发生在苏联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大规模饥荒，是苏联政府，特别是斯大林领导下的中央政府，针对乌克兰民族蓄意制造的种族灭绝事件。该理论强调，这场饥荒并非单纯的自然灾害或农业政策失误，而是有计划、有目的地通过强制征粮、封锁信息、阻止饥民外流等手段，旨在摧毁乌克兰的民族认同、压制其独立倾向、并推行农业集体化。
关键论点分析
强制集体化与过高征粮指标：
-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苏联强力推行农业全盘集体化政策，旨在消灭富农阶级，将个体农民纳入集体农庄。乌克兰作为苏联的“粮仓”，是集体化的重点区域。
- 中央政府为乌克兰设定了不切实际的粮食征购指标，远超其实际产出能力。即使在歉收年份，征粮任务也未减少，甚至变本加厉。
- 为了完成指标，征粮队采取了残酷手段，不仅搜刮农民的口粮，连种子粮也被抢走，导致农民无法进行下一轮播种，生活陷入绝境。
针对乌克兰民族的特殊政策：
- “黑板制度” (Blacklisting)：将未能完成征粮任务的村庄、地区列入“黑板”，意味着对这些地区实行经济封锁，禁止商品（尤其是食品）输入，并强行运走所有存粮。这实际上是将这些地区置于死地。
- 限制人口流动：苏联政府颁布法令，严格限制饥饿的乌克兰农民离开本地区前往其他地方求生，设立武装哨卡阻止饥民外逃。这被视为阻止信息外泄和将饥荒控制在乌克兰境内的手段。
- 打击乌克兰民族文化与精英：饥荒发生前后，苏联政府对乌克兰的知识分子、文化精英、宗教人士进行了大规模清洗和镇压，指责他们是“民族主义者”、“反革命分子”，试图削弱乌克兰的民族意识和反抗能力。
信息封锁与否认：
- 苏联政府对大饥荒的真相进行了严密封锁，禁止国内外媒体报道，并否认饥荒的存在或将其归咎于自然灾害和“富农破坏”。
- 直到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关于乌克兰大饥荒的真相才逐渐被揭露和公开讨论。
巨大的死亡人数与人口结构改变：
- 据不同来源估计，乌克兰大饥荒造成的死亡人数在数百万至上千万不等。这场灾难导致乌克兰人口锐减，民族构成也发生了一定变化。
- 许多村庄十室九空，饿殍遍野，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剧，对乌克兰民族造成了深重的历史创伤。
国际社会的认知与定性：
- 乌克兰独立后，将大饥荒认定为针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灭绝行为，并积极推动国际社会承认。目前已有数十个国家议会或政府承认乌克兰大饥荒是种族灭绝。
- 然而，一些历史学家和国家（如俄罗斯）对此持不同看法，认为饥荒是苏联农业政策失误、管理不善以及恶劣气候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波及范围也不仅限于乌克兰，苏联其他地区也发生了严重饥荒，因此不应将其定性为针对特定民族的种族灭绝。
对该理论的评价
乌克兰大饥荒论是研究苏联历史和民族问题时一个极具争议和敏感性的话题。
支持该理论的观点认为：
- 证据确凿：大量的档案解密、幸存者口述以及人口统计数据，都指向了苏联政府在饥荒中的系统性行为和不可推卸的责任。
- 动机明确：斯大林政府视乌克兰的民族自决倾向为对苏联统一的威胁，试图通过饥荒来削弱乌克兰民族的力量和独立意志，同时强行推行其农业政策。
- 符合种族灭绝定义：根据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中对“蓄意全部或局部消灭某一民族、人种、种族或宗教团体”的定义，苏联政府的行为符合种族灭绝的特征。
对该理论的质疑或不同看法认为：
- 波及范围：1930年代初的饥荒并非仅限于乌克兰，俄罗斯南部、哈萨克斯坦、北高加索等地区也遭受了严重饥荒，死亡人数同样巨大。这表明饥荒更多是苏联整体农业政策失败的恶果，而非单纯针对乌克兰。
- 意图问题：虽然苏联政府的政策导致了灾难性后果，但其主要意图是推行农业集体化、获取粮食以支持工业化，还是蓄意消灭乌克兰民族，这一点上存在争议。一些学者认为，虽然政策残酷，但未必是以种族灭绝为首要或唯一目标。
- 政治化因素：乌克兰大饥荒的定性问题，在当代国际关系和乌克兰国内政治中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有时历史研究会被政治立场影响。
结论
乌克兰大饥荒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一次惨绝人寰的悲剧，无论其最终定性如何，苏联政府的强制集体化政策、残酷的征粮手段以及对生命的漠视，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场饥荒对乌克兰民族造成了无法磨灭的创伤，深刻影响了乌克兰的历史记忆、民族认同以及与俄罗斯的关系。
将大饥荒视为针对乌克兰的“种族灭绝”，强调了苏联中央政府政策的蓄意性和针对性，突出了乌克兰民族作为受害者的身份。这一视角对于理解乌克兰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其对苏联体制的深刻不信任，以及当代乌克兰危机中某些历史情绪的根源，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也需要认识到，苏联时期的饥荒是一个复杂现象，其成因和影响范围广泛。将所有责任都归结于针对单一民族的蓄意灭绝，可能会简化历史的复杂性。更全面的分析需要考察苏联整体的政治经济背景、错误的农业政策、地方官员的执行偏差以及当时的气候因素等。
尽管如此，乌克兰大饥荒作为苏联体制下发生的人为灾难，其残酷性和造成的巨大生命损失是毋庸置疑的。它不仅是苏联解体原因中“民族矛盾论”的一个极端例证，也深刻揭示了极权体制下政策失误可能带来的毁灭性后果，以及对人道主义的践踏。这段历史记忆至今仍在塑造着相关国家和民族的认知与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