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6 改革顺序论
概念介绍
“改革顺序论”是探讨苏联解体原因时，针对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政策选择的一种反思性观点。该理论认为，苏联末期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改革，在顺序上犯了严重错误，即将政治体制改革置于经济体制改革之前，或者说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远远快于、也脱离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进展和承受能力。这种本末倒置的改革顺序，导致了在人民尚未从经济改革中获得实际利益、生活水平尚未得到改善的情况下，过早地、过度地放开了政治和思想领域，造成了社会思想的急剧混乱、政治权威的迅速流失、民族分离主义的恶性膨胀以及国家认同的瓦解，最终使得整个改革失控，并直接促成了苏联的解体。
“改革顺序论”并非否定改革的必要性，而是强调改革的策略、步骤和各领域之间的协调性至关重要。它认为，一个成功的社会转型，通常需要以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作为坚实基础，在此前提下稳步推进政治体制的适应性改革。而苏联的改革路径恰恰相反，在经济基础依然薄弱、旧有经济体制弊端尚未根本革除、新的有效经济运行机制远未建立的情况下，就贸然进行了颠覆性的政治体制变革，其结果是灾难性的。
该理论的核心论点包括：
- 政治改革超前，思想闸门洞开：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和“民主化”改革，迅速打破了原有的意识形态垄断和信息控制，各种西方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民族主义观点泥沙俱下，冲击了社会主流价值观，造成了民众思想的极度困惑和信仰危机。
- 经济改革滞后，民生改善无望：与喧嚣的政治改革相比，经济体制改革进展缓慢且收效甚微。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难以为继，而市场经济机制又迟迟未能有效建立，导致生产萎缩、物资短缺、通货膨胀加剧，人民生活水平不升反降。这使得民众对改革的期望迅速落空，不满情绪滋生。
- 期望与现实的巨大落差：政治上的高度开放使得民众对美好生活的期望值被无限拔高，但经济上的持续恶化却使得这种期望根本无法实现。这种巨大的落差是导致社会不稳和政治动荡的重要心理因素。
- 政治权威的快速流失：在缺乏经济成就支撑的情况下，苏共的执政合法性和戈尔巴乔夫的个人权威因政治上的不断“揭秘”和“否定”而迅速削弱。中央政府失去了有效控制社会和引导改革方向的能力。
- 分离主义势力的恶性膨胀：政治上的放开为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分离主义势力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活动空间和合法性。在经济持续恶化、中央权威旁落的背景下，各共和国纷纷寻求“分家单过”，认为脱离联盟才能摆脱困境。
- 缺乏循序渐进和试点经验：与中国等国家“摸着石头过河”、先经济后政治、先试点后推广的渐进式改革路径不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缺乏深思熟虑的顶层设计和必要的试验过程，显得急于求成、全面铺开，导致风险难以控制。
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实际进程：政治“先行”
戈尔巴乔夫上台初期（1985-1986年），确实将改革的重心放在经济领域，提出了“加速发展战略”，试图通过科技进步、加强纪律等措施振兴经济。然而，这些措施并未触动深层次的体制弊端，收效甚微。
从1987年起，特别是苏共二十七大之后，戈尔巴乔夫逐渐将改革的重心转向政治体制领域。他认为，没有政治体制的根本变革，经济改革无法深入。于是，“公开性”（Гласность）、“民主化”（Демократизация）、“政治多元化”等口号相继提出并付诸实施。
- “公开性” 迅速演变为对苏共历史和苏联现实的全面批判和否定，摧毁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权威。
- “民主化” 导致了苏共领导地位的动摇（如取消宪法第六条关于苏共领导地位的规定）、多党制的出现、以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权力的扩大，但也带来了政治上的无序和对抗。
- 法律改革 方面，虽然也进行了一些调整，但未能跟上政治局势的剧变，导致“法律真空”和“法律战争”的出现。
与此同时，经济体制改革虽然也在进行，如1987年通过《国有企业法》试图扩大企业自主权，1988年通过《合作社法》允许私人经营，但这些改革措施往往缺乏配套的宏观调控机制和稳定的市场环境，效果不彰。更重要的是，在政治动荡加剧、中央计划权威削弱、地方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全国统一的经济联系遭到破坏，生产秩序混乱，经济形势持续恶化。
可以说，在1987年至1991年这段关键时期，苏联的政治体制改革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远远超过了经济体制改革，形成了明显的“政快经慢”或“政改主导”的局面。
“政改先行”的恶果：思想混乱与经济崩溃的叠加
将政治体制改革置于经济体制改革之前，至少在苏联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了以下严重的负面后果：
思想解放的“双刃剑”效应：
- 积极一面：打破了思想禁锢，激发了社会活力，暴露了体制积弊，为改革提供了某种道义上的动力。
- 消极一面：在缺乏正确引导和建设性目标的情况下，思想解放迅速滑向思想混乱。历史虚无主义、民族沙文主义、全盘西化等极端思潮泛滥，摧毁了社会共识和国家认同。民众在短时间内接触到大量负面信息和相互矛盾的观点，容易产生迷茫、焦虑和对一切权威的不信任。
经济基础未能支撑政治变革的期望：
- 政治改革许诺给人民更多的权利、自由和美好的未来，但经济改革的滞后和失败使得这些承诺无法兑现。人民没有因为改革而过上更好的生活，反而面临物资短缺、通货膨胀和失业的威胁。
- 这种“口惠而实不至”的状况，使得民众对改革的最初热情迅速消退，转而对改革本身产生怀疑甚至抵触情绪。他们更容易被各种激进的政治口号所吸引，试图通过彻底改变政治版图来寻求出路。
政治权威的过早削弱导致改革失序：
- 在任何社会转型期，一个相对稳定和有力的政治权威对于维持秩序、协调利益、推行改革都是必要的。然而，苏联的政治改革过早地、过度地削弱了苏共的领导权威和中央政府的调控能力。
- 当各种社会矛盾（尤其是民族矛盾和地区利益冲突）因改革而激化时，中央政府已经无力进行有效的整合和约束，导致改革进程失控，国家走向分裂。
为既得利益集团和外部势力提供了可乘之机：
- 在政治混乱、法制不彰的情况下，一部分原有的官僚特权阶层和新兴的“影子经济”势力，利用改革提供的“机会”，大肆侵吞国有资产，化公为私，成为改革的阻力或扭曲者。
- 同时，西方国家也利用苏联政治上的开放和虚弱，通过各种渠道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政治干预，加速了苏联的瓦解。
对比与反思：中国改革的经验
与苏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总体上遵循了“先经济后政治”、“先易后难”、“先试点后推广”、“在稳定中求发展”的渐进式改革路径。
-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初期，中国将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上，通过农村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外开放（设立经济特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等措施，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使人民群众在改革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 政治体制改革的审慎与适应性：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在坚持共产党领导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围绕着为经济发展服务、提高治理能力的目标进行的，强调适应性和配套性，避免了颠覆性的、可能导致社会失序的激进变革。
- 强大的政治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改革过程中始终保持了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和对国家发展方向的掌控能力，能够有效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
当然，中苏两国的国情、历史传统、国际环境等都有很大不同，不能简单类比。但苏联改革顺序失当的教训，对于其他转型国家而言，无疑具有深刻的警示意义。
结论
“改革顺序论”认为，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戈尔巴乔夫时期改革策略的失误，特别是将政治体制改革置于经济体制改革之前，导致在经济基础未能改善、民生问题依旧突出的情况下，过早地打开了思想和政治的“潘多拉魔盒”。这种失衡的改革路径，使得社会思想迅速混乱，政治权威流失，民族矛盾激化，最终导致改革失控和国家解体。
这一理论提醒我们，任何旨在推动社会进步的重大改革，都必须审慎选择改革的突破口和推进顺序，必须充分考虑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必须将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缺乏坚实的经济基础和民众实际利益改善的情况下，单兵突进式的政治体制改革，很可能不仅无法达到预期目标，反而会引发灾难性的后果。苏联的悲剧，正是这一规律的沉痛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