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 布列斯特条约论
概念
“布列斯特条约论”是一种将苏联解体的远因追溯到苏俄早期历史事件的观点。该理论认为，1918年苏维埃俄国与同盟国（主要是德国）签订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简称《布列斯特条约》），是一个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条约，它不仅使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领土和利益上遭受巨大损失，更重要的是，这种以巨大代价换取和平的做法，可能在国家构建的早期就埋下了某种“隐患”或不良先例，对后续苏联的国家观念、民族政策或处理内外矛盾的方式产生了潜移默化的负面影响，最终间接关联到苏联的解体。
关键论点分析
条约的屈辱性与代价高昂：
- 论点：《布列斯特条约》迫使苏俄割让了包括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芬兰以及高加索部分地区在内的大片领土，失去了重要的工业区、农业区和人口。
- 影响：这不仅是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严重损害，也极大地削弱了苏俄的经济和国防潜力。这种“割肉饲虎”的行为在当时苏俄内部就引发了激烈争议。
列宁的现实主义与党内分歧：
- 论点：列宁力主签订条约，其核心逻辑是“用空间换取时间”，认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无力同时应对外部帝国主义干涉和内部白卫军叛乱，必须通过媾和来巩固政权，哪怕付出巨大代价。
- 背景：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内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坚决反对签约，主张进行“革命战争”。托洛茨基则提出“不战不和”的策略。列宁最终以辞职相威胁，才勉强通过了签约决定。
对国家构建和民族问题的潜在影响（该理论的核心推演）：
- 论点：该理论可能认为，《布列斯特条约》的签订，以及苏俄早期为了巩固政权而采取的一些在民族自决权问题上的灵活甚至妥协政策，可能为后来苏联时期各加盟共和国的分离主义倾向埋下了伏笔。
- 推演逻辑可能包括：
- 国家边界的非神圣化：早期为了生存可以放弃大片领土，这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国家领土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
- 民族自决权的工具化：苏俄早期承认民族自决权，部分是为了瓦解沙皇俄国，争取少数民族支持。这种工具性的运用，是否为后来各民族追求独立提供了口实？
-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先例：条约的签订过程反映了中央权威在特定情况下的脆弱性，以及为了整体利益可以牺牲局部（甚至是大片领土）的逻辑，这是否影响了后来中央与加盟共和国之间的权力关系认知？
历史的“蝴蝶效应”：
- 论点：该理论试图将一个早期历史事件与数十年后的国家解体联系起来，暗示历史发展中存在某种长期的、不易察觉的因果链条或“路径依赖”。
- 解读：即便是看似合理的早期决策，也可能在不经意间播下未来危机的种子。
对该理论的评价
“布列斯特条约论”将苏联解体的根源追溯到如此早期的历史事件，其观点显得较为新颖，但也存在很大的争议和过度解读的风险：
- 历史背景的特殊性：签订《布列斯特条约》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苏维埃政权面临生死存亡的极端困境下做出的无奈选择。将其与和平时期苏联的内外政策相提并论，缺乏可比性。
- 列宁决策的现实考量：列宁坚持签约，主要是基于对当时国内外力量对比的清醒判断，目标是保住新生的革命政权。事后看，德国战败后，苏俄废除了《布列斯特条约》，并逐步收复了部分失地，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列宁策略的有效性（尽管代价巨大）。
- 过度解读与牵强附会：将《布列斯特条约》视为苏联解体的“隐患”或“伏笔”，缺乏直接和充分的证据链。苏联的民族问题、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等，更多是其后续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复杂矛盾，而非简单由一个早期条约所决定。
- 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历史发展充满了偶然性和复杂性。试图用一个单一的早期事件来解释数十年后一个大国的解体，容易陷入历史决定论的误区，忽视了过程中无数其他更直接、更重要的因素。
- 苏联的建立与发展本身就是对《布列斯特条约》的超越：苏联的成立，以及其后成为世界一极的历程，本身就意味着它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布列斯特条约》所带来的初始困境。将解体归咎于此，逻辑上难以自洽。
结论
《布列斯特条约》无疑是苏俄早期历史上一个极其屈辱和代价高昂的事件，它反映了新生苏维埃政权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的生存抉择。列宁及其支持者力主签约，是从维护革命政权根本利益的现实主义角度出发的。
将《布列斯特条约》的签订视为导致苏联解体的深层“隐患”或“历史伏笔”的“布列斯特条约论”，则显得过于牵强和缺乏说服力。这种观点可能放大了早期历史事件的长期负面影响，而忽视了苏联在其七十余年发展历程中所形成的更为直接和深刻的内部矛盾。苏联的解体是多种复杂因素长期积累和相互作用的结果，将其简单归因于一个早已被历史尘封的早期条约，是对历史复杂性的过度简化。尽管如此，回顾《布列斯特条约》的签订过程及其背景，对于理解早期苏维埃政权的艰难处境和布尔什维克党内的政策分歧，仍具有一定的历史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