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3 禁卫军继承法论
概念介绍
“禁卫军继承法论”是一种对苏联后期权力更迭模式的解读，该观点同样被认为与网络名人“山高县”有关。它将苏联自勃列日涅夫时期以来的最高权力继承方式，类比为历史上一些帝国（如罗马帝国晚期）依靠禁卫军（或类似的强力军事集团）拥立或废黜皇帝的模式。该理论认为，苏联的最高权力交接并非完全依照党内法规和程序进行，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军方、克格勃等强力部门的默许、支持甚至直接干预，形成了一种非制度化的、类似于“军事政变”或“宫廷政变”的权力继承潜规则。
根据这种理论，苏联的解体可以被视为这种“禁卫军继承法”模式的最终崩盘。当强力部门内部出现分裂，或者其对最高领导人的忠诚发生动摇，亦或者不同政治派系试图拉拢和利用强力部门来达到自身政治目的时，整个权力结构就会变得极不稳定，最终可能导致国家的分裂和体制的瓦解。
“禁卫军继承法论”的核心观点包括：
- 权力继承的非制度化：苏联最高权力的交接缺乏明确、透明且具有约束力的法律和程序保障，使得个人权谋和强力部门的立场成为关键因素。
- 强力部门的过度影响力：军队、克格勃等掌握国家暴力机器的部门，在政治权力真空中或权力斗争激烈时，其态度和选择往往能左右政局的走向。
- “政变”的常态化：虽然未必每次权力更迭都表现为公开的军事政变，但背后可能存在着类似政变性质的权力运作和利益交换，例如通过强力部门的压力迫使对手下台，或确保特定候选人上台。
- 体制的内在脆弱性：依赖于“禁卫军”的权力继承模式本身就是一种高度不稳定和危险的政治安排，一旦“禁卫军”失控或内部分裂，政权就可能面临颠覆的危险。
苏联历史上权力更迭中的“强力”因素
回顾苏联历史，强力部门在权力更迭和政治斗争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情况并非罕见：
- 斯大林去世后的权力斗争：斯大林去世后，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等人展开了激烈的权力角逐。其中，内务部首脑贝利亚试图凭借其掌控的强大安全力量夺取最高权力，但最终在赫鲁晓夫等人联合军方力量（如朱可夫元帅）发动的“宫廷政变”中被逮捕并处决。
- 赫鲁晓夫的下台：1964年，赫鲁晓夫被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苏斯洛夫等人通过一次精心策划的“宫廷政变”赶下台。在此过程中，克格勃和军方的默许或配合起到了关键作用。赫鲁晓夫在黑海度假时被召回莫斯科，随即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遭到“集体发难”，被迫“自愿”辞职。
- 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权力巩固：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也十分注重拉拢和控制军方及克格勃等强力部门，以稳固自身权力。他给予军方较高的政治地位和物质待遇，并将亲信安插在强力部门的关键岗位上。
这些历史事件表明，尽管苏共党章规定了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但在实际的权力运作中，强力部门的向背往往对最高领导人的命运产生决定性影响。
勃列日涅夫之后：“禁卫军”模式的延续与困境
“禁卫军继承法论”认为，勃列日涅夫之后的权力交接，更加凸显了这种模式的特征和弊端。
安德罗波夫的上台：勃列日涅夫去世后，长期担任克格勃主席的安德罗波夫能够顺利接班，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在克格勃系统内深厚的根基和强大的影响力，以及军方的支持（时任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是其重要盟友）。他有效地压制了其他潜在的竞争者。
契尔年科的上台：安德罗波夫去世后，年迈体弱的契尔年科被推上总书记的宝座，这被一些分析认为是党内元老和部分强力部门在缺乏理想人选的情况下，为维持暂时的权力平衡而做出的妥协性选择。契尔年科本身缺乏强大的个人威望和势力基础，其执政更像是过渡时期的安排。
戈尔巴乔夫的上台：契尔年科去世后，戈尔巴乔夫的当选同样离不开关键人物的支持，其中包括长期担任外交部长的葛罗米柯以及部分克格勃和军方人士的默许。当时，苏共高层普遍认识到国家需要一位相对年轻、有活力的领导人来推动改革，戈尔巴乔夫被视为能够打破僵局的人选。
然而，这种依赖于少数精英和强力部门支持的权力继承方式，缺乏广泛的民意基础和制度化的合法性保障。一旦最高领导人的政策触动了强力部门的利益，或者强力部门内部出现不同的政治倾向，这种权力平衡就很容易被打破。
“禁卫军继承法”的崩盘与苏联解体
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新思维”改革，特别是其政治体制改革，试图削弱苏共的领导地位，引入多党制和西方式民主，这直接触动了包括军方和克格勃在内的传统强力部门的根本利益和意识形态底线。
- 强力部门的分化与不满：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导致国内局势失控，民族分离主义抬头，经济状况恶化，这使得一部分强力部门的领导人对戈尔巴乔夫的政策日益不满，认为其正在瓦解国家。同时，另一部分人则可能看到了在变革中攫取更大权力和利益的机会。
- “八一九事件”：1991年8月19日，由一批苏共党内和政府高层（包括国防部长、克格勃主席、内务部长等强力部门首脑）组成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动政变，试图阻止戈尔巴乔夫签署旨在下放权力给各加盟共和国的《新联盟条约》，并迫使其下台。这次事件被视为“禁卫军”试图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决定国家命运的典型表现。 然而，这次政变由于策划粗糙、内部协调不力、缺乏民众支持以及叶利钦等地方势力的坚决抵制而迅速失败。更重要的是，军队和克格勃内部并未完全统一，一些部队拒绝执行镇压命令，甚至倒向了叶利钦一方。
- 强力部门失控与国家解体：“八一九事件”的失败，标志着传统的“禁卫军”模式的彻底破产。中央强力部门的权威扫地，其内部的分裂和无力感暴露无遗。这使得叶利钦等地方领导人得以乘势而起，进一步推动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进程。戈尔巴乔夫在政变后虽然恢复了名义上的总统职位，但已完全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能力。 最终，在叶利钦等人的主导下，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国领导人签署《别洛韦日协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曾经强大的苏联军队和克格勃，在国家解体的过程中基本保持了沉默或无所作为，这本身就反映了“禁卫军”体系的崩溃。
结论
“禁卫军继承法论”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来理解苏联后期政治运作的某些特征及其最终的崩溃。它强调了在缺乏健全的制度化权力交接机制的情况下，强力部门的过度影响力可能对国家政治稳定造成的潜在威胁。苏联的历史表明，依赖于少数精英和强力部门支持的权力模式是脆弱和危险的。当这些“禁卫军”的利益与国家整体利益发生冲突，或者其内部发生分裂时，就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八一九事件”的爆发及其失败，正是这种模式走到尽头的集中体现，它直接加速了苏联的解体进程。因此，建立一套透明、规范、具有广泛合法性的权力继承和运行机制，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都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