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 民族识别论
概念
民族识别论认为，苏联早期进行的民族识别工作，虽然初衷可能是保障少数民族权利和促进民族文化发展，但客观上强化了各民族的自我认同和边界意识，为后来的民族离心倾向和国家分裂埋下了伏笔。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如果苏联不进行如此细致和大规模的民族划分，而是致力于构建一个超越民族的“苏维埃公民”或“苏联人民”的统一身份认同，那么民族矛盾可能不会如此尖锐，苏联或许能够避免解体的命运。
关键论点分析
民族识别的初衷与实践：苏联成立初期，列宁等人基于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自决权的理论，推行了民族识别政策。旨在通过划分民族成分、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单位、发展民族语言文化等方式，团结各民族共同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政策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承认了多民族国家的客观现实。
强化民族边界与身份认同：民族识别的过程，不可避免地需要明确各个民族的定义、疆域、语言、文化特征等。这在客观上固化了民族之间的差异，强化了各民族成员的“我者”与“他者”意识。原本可能相对模糊或流动的族群边界被人为地清晰化和固定化。
“名义上的联邦，实际上的单一制”的矛盾：苏联的民族识别和民族区域自治，在很大程度上是形式上的。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区域虽然拥有宪法赋予的某些权利（包括理论上的退出权），但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这些权利往往难以真正落实。这种名义与实际的脱节，使得民族精英和民众更容易产生被欺骗感和对中央的不信任。
为民族主义提供组织和制度基础：民族识别后建立的各级民族行政单位（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自治州、民族区等），为各民族提供了现成的组织框架和制度平台。当中央权力衰弱或政策失误时，这些民族区域的领导层很容易利用这些平台，动员民族情绪，提出分离要求。
“培养”了民族精英和知识分子：苏联的民族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各民族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和发展。这些民族精英在学习和研究本民族历史文化的过程中，民族意识进一步增强。在苏联末期，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了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者和理论鼓吹者。
与“大俄罗斯主义”的潜在冲突：尽管苏联官方宣传各民族平等，但实际运作中，大俄罗斯主义的倾向难以避免。这使得民族识别政策下的少数民族权利保障显得更加脆弱。当少数民族感到其通过民族识别获得的权利受到大俄罗斯主义的侵蚀时，其反抗和分离的意愿会更加强烈。
对该理论的评价
民族识别论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探讨了苏联民族问题的根源，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它指出了国家构建过程中，身份认同政策可能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后果。
该理论的合理之处在于：
- 民族识别确实在客观上强化了民族意识和边界，为后来的民族主义运动提供了话语体系和组织基础。
- 苏联的民族区域划分，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的国家分裂提供了现成的“版图”。
然而，该理论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之处：
- 简化了民族形成的复杂性：民族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文化过程，并非仅仅是国家政策“识别”或“建构”的结果。即使没有苏联的民族识别，各主要民族的认同和差异也早已客观存在。
- 忽视了民族平等的积极意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承认和尊重少数民族的权利，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对于团结各民族、维护国家统一具有积极作用。不能简单地将民族识别视为导致分裂的唯一祸根。
- 未能区分政策初衷与执行偏差：民族识别政策的初衷与其实际执行效果，以及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需要具体分析。将所有问题都归咎于“识别”本身，可能忽视了后期政策失误、大国沙文主义等更直接的因素。
- 缺乏可操作的替代方案：该理论暗示不进行民族识别可能会更好，但对于一个像苏联这样多民族、多文化、历史上民族关系复杂的国家，完全不考虑民族因素，试图强行塑造一个单一的、无差异的公民身份，是否现实和可取，本身也值得怀疑，甚至可能引发更大的矛盾。
结论
民族识别论为我们理解苏联解体提供了一个值得思考的视角，即国家政策在塑造和强化民族认同方面的作用。苏联的民族识别工作，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为后来的民族矛盾激化和国家分裂提供了某些前提条件，例如清晰的民族边界、成型的民族精英和组织架构。
但是，将苏联解体简单归咎于民族识别本身是片面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苏联未能真正解决好民族平等、民族发展以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等核心问题。僵化的政治体制、大俄罗斯主义的实际影响、经济发展的失衡以及改革后期中央权威的丧失，共同导致了民族矛盾的全面爆发。
民族识别本身是一个中性的工具，其效果取决于如何运用以及在何种体制框架下运作。如果苏联能够真正落实民族平等原则，保障各民族的合法权益，并建立一个更具包容性和弹性的联邦体制，那么民族识别或许能够成为促进国家团结的积极因素，而非分裂的隐患。因此，问题不在于“识别”本身，而在于“识别”之后如何公正、有效地治理多民族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