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 卡廷惨案伪造论
概念
卡廷惨案伪造论（Katyn Massacre Forgery Theory 或 Katyn Denial）是指一系列否认苏联对1940年卡廷惨案负有责任的观点。这种理论的核心主张是，屠杀波兰战俘的罪行并非由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所为，而是由纳粹德国在1941年占领斯摩棱斯克地区后嫁祸给苏联的，或者认为苏联官方承认自身责任的证据（如1992年叶利钦移交给波兰的档案）是伪造的、不充分的，甚至是西方或波兰为了反苏/反俄宣传而炮制的阴谋。
关键论点分析
卡廷惨案伪造论的论点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试图推翻或质疑苏联是凶手的结论：
坚持苏联最初的“纳粹凶手论”：
- 这是伪造论最基本也是最原始的论点，即重复苏联在1943年纳粹德国宣布发现卡廷万人坑后的官方立场：波兰战俘是在1941年夏德军占领斯摩棱斯克后，落入德军手中并被其杀害的。
- 引用苏联“布尔坚科委员会”（1944年成立，旨在调查卡廷事件）的报告，该报告结论是纳粹德国屠杀了波兰战俘。
- 强调纳粹德国有进行此类嫁祸宣传的动机和先例。
质疑关键档案的真实性：
- 针对1990年代俄罗斯方面公开的，证实苏联责任的关键档案（尤其是被称为“第一号密档”的苏共中央政治局1940年3月5日关于处决波兰战俘的决议，以及贝利亚给斯大林的报告等），伪造论者声称这些文件是伪造的。
- 他们可能会从文件格式、签名、措辞、纸张、墨水等方面提出疑点，认为这些文件是戈尔巴乔夫时期或叶利钦时期为了特定政治目的（如改善与西方关系、获取援助、清算苏联历史等）而伪造出来的。
- 一些人声称存在一个“伪造工厂”，专门制作这类“反苏”档案。
法医证据的争议性解读：
- 对卡廷等地发现的尸体进行法医鉴定时，关于死亡时间的推断是一个关键问题。伪造论者可能会选择性地引用或曲解某些法医报告的细节，试图证明受害者死于1941年秋季或之后（即德军占领期），而非1940年春季。
- 例如，他们可能关注尸体腐烂程度、胃容物、在尸体上发现的德制子弹或绳索（尽管主流观点认为德制武器弹药在当时苏联也有使用或缴获）等，并以此作为纳粹行凶的“证据”。
证人证言的可靠性问题：
- 伪造论者可能会质疑那些指证苏联NKVD行凶的证人（如当地居民、前NKVD人员等）的证言，认为他们受到了胁迫、利诱，或者记忆不可靠。
- 同时，他们可能会抬高那些支持“纳粹凶手论”的证人的可信度。
“西方阴谋论”或“恐俄症”叙事：
- 将卡廷惨案的主流叙事（即苏联有罪论）归咎于西方国家长期的反苏/反俄宣传和“恐俄症”（Russophobia）。
- 认为西方和波兰利用卡廷事件作为攻击苏联/俄罗斯的政治工具，以达到削弱俄罗斯国际地位、阻止其复兴的目的。
- 这种论调在当代俄罗斯的一些民族主义和保守派圈子中仍有市场。
逻辑上的不可能性或不合理性：
- 一些伪造论者试图从逻辑上论证苏联不可能或没有理由在1940年处决这些波兰战俘，例如认为这些战俘对苏联仍有利用价值，或者大规模处决行动难以保密等。
- 然而，这些论点往往忽视了斯大林体制的残酷性、其清除潜在“反革命”和“第五纵队”的决心，以及NKVD执行秘密行动的能力。
对该理论的评价
卡廷惨案伪造论在国际史学界普遍被认为是缺乏依据、歪曲历史的修正主义观点。
主流史学界的共识：
- 压倒性的档案证据：俄罗斯国家档案中发现并公开的关键文件，特别是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和贝利亚的报告，清晰地表明了苏联最高领导层下令并组织实施了卡廷大屠杀。这些档案经过了严格的鉴定，其真实性得到了广泛认可。
- 多国调查结论一致：除了苏联/俄罗斯自身的调查，波兰、德国以及国际红十字会（尽管其早期调查受限）等方面的调查和研究，都指向苏联是卡廷惨案的元凶。
- 法医证据支持：尽管存在一些细节争议，但主流的法医鉴定结论支持受害者死于1940年春季。
- 苏联/俄罗斯官方的承认：从戈尔巴乔夫时期开始，苏联及后来的俄罗斯联邦官方已多次承认苏联对卡廷惨案负有责任。普京和梅德韦杰夫等俄罗斯领导人也曾公开谴责这一罪行。
伪造论的本质与危害：
- 历史修正主义：它试图推翻已被大量证据证实的历定论，为历史罪行辩护或开脱。
- 政治宣传工具：在某些情况下，伪造论被用作特定政治势力进行国内宣传、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对抗外部批评的工具。
- 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否认历史真相，等同于对卡廷惨案数万名受害者及其家属的再次伤害，阻碍历史和解。
- 阻碍客观认知：传播伪造论会混淆公众视听，阻碍人们对苏联历史和斯大林体制形成客观、批判性的认知。
结论
卡廷惨案伪造论是一种罔顾事实、试图为苏联斯大林时期所犯罪行进行辩护的错误论调。尽管苏联官方在戈尔巴乔夫时期之后，特别是叶利钦时期，已经承认了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1940年春天屠杀了近22000名波兰军官和公民的事实，并公布了相关档案，但伪造论和否认论依然在某些群体中存在，尤其是在一些将斯大林时期理想化或试图重塑“强大苏联”叙事的语境下。
这种理论的持续存在，部分原因在于历史问题的复杂性和敏感性，以及当代政治需求对历史叙事的操纵。例如，一些人可能出于维护国家形象、避免战争赔偿、或对抗其认定的“西方反俄宣传”等动机，而选择相信或传播伪造论。
然而，从严肃的历史研究角度来看，卡廷惨案的真相已有定论。苏联领导层下令并由NKVD执行了这场屠杀，这是基于确凿档案证据和多方调查得出的结论。伪造论的种种说辞，在大量公开的历史文件和科学鉴定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
坚持卡廷惨案伪造论，不仅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也是对人类良知和正义的挑战。它提醒我们，即使在有明确证据的情况下，历史真相的传播和接受也可能面临重重阻碍，尤其当它触及到某些敏感的政治神经或民族情感时。对于苏联解体这一宏大历史事件而言，如何清算和反思包括卡廷惨案在内的历史罪责，是其意识形态走向崩溃、联盟失去道义基础的重要侧面之一。而伪造论的存在，则反映了这种清算和反思过程的艰难与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