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 斯大林论
概念
斯大林论（Stalin Theory / Stalinism Theory of Soviet Collapse）在探讨苏联解体原因时，指将苏联最终瓦解的深层根源追溯到斯大林时期所构建和巩固的政治经济体制、意识形态以及内外政策的观点。这一理论认为，尽管斯大林模式在特定历史时期（如实现工业化、赢得卫国战争）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其固有的弊病和积累的矛盾，如权力高度集中、个人崇拜、大规模政治镇压、经济结构畸形、民族问题处理不当等，对苏联社会造成了深远而持久的负面影响，最终侵蚀了苏维埃政权的合法性和生命力，为日后的解体埋下了关键的祸根。
“斯大林论”并非指斯大林本人直接导致了1991年的解体，而是强调其执政时期（主要从1920年代末至1953年逝世）所形成的“斯大林模式”的深远历史影响。
关键论点分析
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斯大林模式）：
- 政治上：
- 个人独裁与个人崇拜：通过党内斗争清除了所有潜在的政治对手（如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建立了不受制约的个人权力。并通过宣传机器制造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将其神化为“各族人民的慈父和导师”。
- 党政高度融合，以党代政：共产党不仅是执政党，而且其权力渗透到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党组织取代或凌驾于国家机构之上，党的决议就是最高指示。
- 官僚体系膨胀与特权化：形成了一个庞大、僵化、等级森严的官僚体系，享有各种特权，逐渐脱离普通民众。
- 缺乏民主与法治：民主程序被虚化，法制遭到严重践踏，个人意志和政治需要常常凌驾于法律之上。
- 经济上：
- 单一公有制与指令性计划经济：消灭私有制，建立起以国家所有制和集体农庄所有制为主体的单一公有制。经济运行完全依靠国家计划委员会下达的指令性指标，排斥市场机制。
- 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以牺牲农业和轻工业为代价，强制推行高速度的工业化，导致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衡。
- 农业强制集体化：通过暴力手段消灭富农，将个体农民强制组织到集体农庄，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导致农业长期落后。
- 后果：这种高度集中的体制虽然在短期内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但也导致了缺乏活力、效率低下、创新不足、官僚主义横行、社会矛盾积累等问题。一旦外部压力减弱或内部危机爆发，其脆弱性便暴露无遗。
- 政治上：
大规模政治镇压与社会恐怖（大清洗）：
- “大恐怖”时期：1930年代中后期，斯大林以“肃清内奸、特务、破坏分子”为名，发动了大规模的政治清洗运动。数以百万计的党政军干部、知识分子、普通公民甚至外国共产党人遭到逮捕、判刑、流放乃至处决。
- 破坏精英阶层：大清洗严重摧残了苏联的政治、军事、科技、文化等各领域的精英人才，造成了难以估量的人才损失和智力断层。
- 制造社会恐惧与不信任：人人自危，告密成风，社会成员之间缺乏信任，摧毁了正常的社会关系和道德伦理。
- 历史创伤与合法性危机：尽管赫鲁晓夫时期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其部分罪行进行了揭露和批判（“非斯大林化”），但未能从根本上清算斯大林模式的弊端。这段黑暗历史成为苏联社会难以愈合的创伤，并在戈尔巴乔夫“公开性”时期被重新提及，严重冲击了苏共的执政合法性。
民族政策的压制与扭曲：
- 名义上的联邦，实际上的集权：虽然苏联宪法规定各加盟共和国拥有主权，但斯大林时期进一步强化了中央集权，民族地区的自主权被严重削弱。
- 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复活：在实践中，俄罗斯民族的利益和文化常常被置于优先地位，其他民族的文化和语言发展受到压制。
- 强制迁移与民族迫害：以“通敌”或“不可靠”为由，将一些少数民族（如车臣人、印古什人、克里米亚鞑靼人、伏尔加德意志人等）整体强制迁移到中亚和西伯利亚等地，造成了巨大的人道灾难和深厚的民族积怨。
- 人为划界与领土争端：在划分民族自治区域和加盟共和国边界时，往往出于政治考量，忽视历史和民族分布的实际情况，为后来的民族冲突和领土争端埋下隐患（如纳卡问题）。
- 后果：这些民族压迫政策虽然在短期内维持了表面的“统一”，但也加剧了民族矛盾和离心倾向。一旦中央控制松动，被压抑的民族情绪就会爆发出来，成为苏联解体的重要推手。
意识形态的僵化与教条主义：
-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斯大林化：斯大林将马克思列宁主义解释为一套僵硬的、不容置疑的教条，并将其思想（《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奉为唯一的“真理”。
- 压制思想自由与学术争鸣：对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等领域进行严格的思想控制，不允许不同意见的存在，扼杀了学术创新和文化繁荣的活力（如对遗传学、控制论的批判）。
- 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官方宣传的“社会主义优越性”与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如物质短缺、特权腐败、缺乏自由）形成巨大反差，导致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和吸引力逐渐下降。
- 后果：僵化的意识形态无法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也无法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最终导致了信仰危机和思想真空，为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提供了可乘之机。
对外政策的扩张与孤立：
- “两个阵营”理论：将世界划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对立阵营，推行对抗性的外交政策。
- 控制东欧：二战后，在东欧建立了一系列卫星国，并通过华沙条约组织和经济互助委员会将其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干涉其内政（如出兵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
- 与西方长期冷战：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展开长期的军事竞赛和意识形态对抗，耗费了巨大的国力。
- 后果：虽然一度使苏联成为与美国并立的超级大国，但也使其在国际上陷入孤立，并承担了沉重的经济和军事负担。对东欧国家的控制也引发了这些国家人民的反抗，最终导致东欧剧变，反过来冲击了苏联自身。
对该理论的评价
斯大林论是解释苏联解体原因中影响较大、也较有说服力的一种理论。
支持观点：
- 抓住了根本：斯大林模式所造成的结构性弊病，如权力缺乏制衡、经济缺乏活力、民族矛盾尖锐、思想僵化等，是苏联社会长期积累的深层矛盾，这些矛盾最终在特定条件下爆发，导致了苏联的崩溃。
- 历史的延续性：尽管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后继者试图对斯大林模式进行某些调整和改革，但未能从根本上触动其核心架构。因此，斯大林时期的“遗产”一直延续到苏联末期。
- “解冻”与“公开性”的冲击：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政策，使得斯大林时期的罪行和弊端被大规模揭露，极大地动摇了苏共的执政合法性和苏联体制的道义基础。
批评与补充：
- 不能完全否定斯大林时期的成就：斯大林时期苏联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工业化，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力量，并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这些成就对苏联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
- 忽视了其他因素：将苏联解体完全归咎于斯大林，可能会忽视列宁时期奠定的某些制度基础、赫鲁晓夫改革的失误、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停滞、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激进与失控、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以及石油价格波动等经济因素的影响。
- 斯大林模式的“适应性”：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如战争和备战时期），斯大林模式显示出其动员和集中力量的优势。问题在于，这种模式在和平时期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逐渐失去了其适应性，并且未能进行有效的改革。
- 个人与体制的关系：斯大林的个人品质和决策固然重要，但更深层的是产生这种个人独裁和极端政策的体制土壤。仅仅批判斯大林个人，而不能反思体制本身，可能无法从根本上吸取教训。
结论
斯大林时期所构建和强化的政治经济体制及其内外政策，无疑对苏联的最终解体产生了深远而关键的影响。其建立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指令性的计划经济、对内的高压统治和民族压迫、以及僵化的意识形态，共同构成了“斯大林模式”的核心特征。这一模式虽然在特定历史阶段帮助苏联实现了快速工业化和赢得了战争，但也内含了诸多致命的弊病。
权力不受制约导致了个人独裁和大规模政治恐怖，摧残了社会精英，制造了普遍的恐惧和不信任。经济上对重工业的畸形倚重和对农业的剥夺，导致国民经济结构失衡，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应有改善。民族问题上的高压和不公，埋下了日后民族冲突和分离主义的火种。意识形态的僵化和教条化，使得政权逐渐失去民心和活力。
尽管斯大林之后的苏联领导人进行了一些改革尝试，试图修正斯大林模式的某些弊端，但这些改革往往是表面的、不彻底的，未能从根本上触动这一体制的核心。因此，斯大林模式的深层矛盾和负面影响持续积累，如同一个不断膨胀的“压力锅”。
当戈尔巴乔夫推行“公开性”和“政治多元化”改革，试图释放社会压力时，长期被压抑的矛盾集中爆发出来。对斯大林时期罪行的揭露，严重冲击了苏共的执政合法性；僵化体制下积累的经济问题，使得改革难以推行；而民族矛盾的激化，则直接撕裂了联盟国家。
因此，可以说斯大林模式是苏联解体的最重要的内因之一。它不仅塑造了苏联几十年的发展轨迹，也决定性地影响了其最终的命运。理解斯大林模式的兴衰及其历史后果，对于深刻认识苏联解体的原因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