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 赫鲁晓夫论
概念
赫鲁晓夫论（Khrushchev Theory of Soviet Collapse）在探讨苏联解体原因时，指将苏联最终瓦解的部分重要根源追溯到尼基塔·赫鲁晓夫执政时期（1953-1964年）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政策及其产生的深远影响的观点。这一理论认为，赫鲁晓夫的改革虽然旨在打破斯大林模式的僵化，解放生产力，改善民生，并在政治上实现“解冻”，但其改革措施往往缺乏系统性、科学性，充满矛盾和反复，甚至带有浓厚的主观唯意志论色彩。这些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旧体制，但也引发了新的问题和混乱，动摇了苏共的统治基础和意识形态的统一性，为后来的危机埋下了伏笔。
“赫鲁晓夫论”并非指赫鲁晓夫直接导致了苏联解体，而是强调其改革的“双刃剑”效应及其对苏联历史进程的转折性影响。
关键论点分析
“非斯大林化”与个人崇拜的破除：
- 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时期大规模的政治镇压、个人独裁等严重错误和罪行。
- 积极影响：
- 打破了斯大林个人神话，开启了政治“解冻”时期，为平反冤假错案、释放政治犯创造了条件。
- 一定程度上解放了思想，促进了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的有限复苏。
- 试图恢复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原则。
- 负面影响与局限性：
- 冲击苏共合法性：对斯大林的批判，实际上也动摇了苏共执政历史的“光辉叙事”，引发了党内和社会上的思想混乱，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如中苏论战）。
- 不彻底性：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主要集中在批判个人崇拜和部分罪行，并未从根本上触动斯大林模式的政治经济体制基础。
- 方式简单粗暴：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也伤害了一部分党员和民众的感情，并为后来的“再斯大林化”提供了口实。
- 引发东欧动荡：对斯大林的批判在东欧国家引发了连锁反应，导致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苏联不得不动用武力干预，损害了其国际形象。
农业改革的冒进与失败：
- 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减免农业税：初期措施对调动农民积极性起到了一定作用。
- 大规模开垦荒地运动：在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等地大规模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试图迅速增加粮食产量。初期取得一定成效，但由于缺乏科学规划、水土保持不力以及自然灾害等原因，后期效益递减，并造成了生态破坏。
- “玉米运动”：不顾各地自然条件，强行推广种植玉米，试图解决饲料问题，但大多以失败告终，造成了巨大浪费，也因此获得了“玉米棒子”的绰号。
- 削减自留地，限制副业：后期政策摇摆，重新限制农民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 国营农场化与集体农庄合并：试图通过扩大农场规模来提高效率，但效果不彰。
- 后果：农业改革的反复无常和主观臆断，不仅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苏联的粮食问题（苏联从粮食出口国变为粮食进口国始于赫鲁晓夫时期），反而加剧了农业生产的波动，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也体现了其改革缺乏深思熟虑。
工业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混乱：
- 权力下放与设立国民经济委员会：试图打破中央部委对企业的过度控制，将大部分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权下放到地方，设立了100多个地区的国民经济委员会。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地方积极性，但也造成了地方本位主义、破坏了原有的经济协作关系，导致生产混乱。
- “物质刺激”原则的有限引入：尝试在企业中引入利润指标和物质奖励，但未能根本改变计划经济的运行机制。
- 频繁调整计划指标：计划缺乏稳定性和科学性，常常根据领导人的意愿随意修改。
- “全民国家”与“共产主义建设”的空想口号：提出苏联已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时期”，并许诺在20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这些不切实际的口号与现实差距过大，最终沦为空谈，损害了党的威信。
- 后果：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缺乏系统性和连贯性，旧的集中管理体制被打破，新的有效协调机制未能建立，导致经济效率并未得到显著提升，反而出现了一些混乱和资源浪费。
党政机构的频繁改组与干部政策的摇摆：
- “干部轮换制”：为了打破官僚体系的僵化，规定各级领导干部任期，并实行轮换。这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干部长期盘踞要职，但也造成了干部队伍的不稳定和经验不足。
- 党组织按“生产原则”划分：将州和地区的党组织划分为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试图加强党对经济的领导，但实际上造成了党组织的混乱和权力分割，削弱了党的统一领导。
- 后果：频繁的机构调整和干部变动，使得政策缺乏连续性，也引发了官僚集团内部的不满和抵制，成为赫鲁晓夫最终下台的原因之一。
对外政策的冒险主义与实用主义：
- 提出“三和两全”路线：主张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以及全面彻底裁军和避免世界大战。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与西方的紧张关系。
- 古巴导弹危机：1962年，在古巴秘密部署中程导弹，引发了与美国的严重对抗，使世界濒临核战争边缘。最终以苏联撤回导弹告终，被认为是赫鲁晓夫的冒险行为和外交失败，损害了苏联的国际威望。
- 与中国关系恶化：由于在意识形态、国际战略、对斯大林评价等问题上的分歧，中苏关系急剧恶化，从盟友走向公开论战和对抗。
- 改善与南斯拉夫等国的关系：试图修复与南斯拉夫等被斯大林视为“修正主义”国家的关系。
- 后果：赫鲁晓夫的对外政策既有缓和紧张局势的尝试，也有冒险挑衅的行为，缺乏一贯性和深思熟虑的战略。其政策的摇摆和失误，使得苏联在国际舞台上时而主动，时而陷入被动。
对该理论的评价
赫鲁晓夫论认为其改革对苏联的命运产生了深远影响，既有积极的“解冻”和尝试突破旧体制的努力，也因其自身的局限性和改革的失误，为后来的问题埋下了伏笔。
积极方面：
- 打破神话，解放思想：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思想禁锢，为社会注入了有限的活力。
- 关注民生，改善生活：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在住房建设（“赫鲁晓夫楼”）、养老金制度、缩短工时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民众生活水平有所改善。
- 开启改革先河：尽管改革充满问题，但赫鲁晓夫毕竟是第一个敢于向斯大林模式发起挑战的苏联领导人，其改革的尝试本身具有重要意义，为后来的改革者提供了经验和教训。
消极方面与深远影响：
- 动摇执政根基：“非斯大林化”虽然必要，但其方式和程度引发了意识形态混乱，削弱了苏共的理论权威和历史叙事的统一性。
- 改革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许多改革措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缺乏长远规划和科学论证，甚至相互矛盾，导致“瞎指挥”、“乱折腾”，浪费了宝贵的改革时机和资源。
- 加剧官僚集团不满：频繁的机构调整和干部政策的摇摆，触动了党内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导致他们对改革的抵制，并最终促成了赫鲁晓夫的下台。这也使得后来的勃列日涅夫时期走向了“稳定压倒一切”的保守和停滞。
- 播下分裂的种子：对斯大林民族政策的批判不彻底，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民族问题。同时，其在民族地区的一些政策调整，也可能在无意中助长了地方主义倾向。
- 理想主义的破产：提出的不切实际的“20年建成共产主义”等口号，最终无法实现，进一步削弱了民众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信念和对党的信任。
结论
赫鲁晓夫时期是苏联历史上一个充满矛盾和转折的关键时期。他的改革，尤其是“非斯大林化”，在客观上起到了思想启蒙和打破旧体制僵局的作用，为苏联社会带来了一丝“解冻”的暖意，也取得了一些改善民生的实际成果。
然而，赫鲁晓夫的改革也充分暴露了他个人认知水平的局限性以及苏联体制进行自我革新的巨大难度。其改革措施往往缺乏深思熟虑的顶层设计和科学论证，充满了主观随意性和急功近利的色彩。农业上的“玉米运动”、工业管理上的频繁折腾、党政机构的随意划分，不仅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斯大林模式积累的弊病，反而引发了新的混乱，浪费了社会资源，也挫伤了民众的积极性。
更深远的影响在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虽然勇敢，但其方式和深度都存在问题。它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苏共意识形态的统一性和历史叙事的连贯性，却未能建立起新的、更具说服力的理论体系和价值认同。这种思想上的“真空”和混乱，为后来的信仰危机和社会离心倾向提供了土壤。
同时，赫鲁晓夫的改革触动了庞大的官僚集团的利益，其最终黯然下台也反映了苏联体制内部强大的保守势力和改革的艰难。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联进入了长达近二十年的“停滞期”，很大程度上是对赫鲁晓夫时期“折腾”的一种反弹，但也错失了进一步改革和调整的宝贵时机。
因此，赫鲁晓夫的改革虽然并非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但其改革的“半途而废”和引发的诸多问题，无疑对苏联后来的历史走向产生了深刻影响。它既揭示了斯大林模式的不可持续性，也暴露了在旧体制框架内进行有效改革的极端复杂性和高风险性。可以说，赫鲁晓夫时期的“遗产”，无论好坏，都成为了苏联最终命运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