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 戈尔巴乔夫论
概念介绍
“戈尔巴乔夫论”是解释苏联解体原因中最为直接和普遍的一种观点。该理论将苏联解体的最终和直接责任归咎于苏共最后一任总书记、苏联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其核心论点是，戈尔巴乔夫自1985年上台后所推行的一系列激进的、缺乏周密计划和有效控制的改革措施，包括“公开性”（Гласность）、“民主化”（Демократизация）、“新思维”外交（Новое мышление）以及不成熟的经济改革（如“加速发展战略”），不仅未能解决苏联社会长期积累的矛盾，反而从根本上动摇了苏共的执政基础、瓦解了国家意识形态、激化了民族矛盾、破坏了国家统一的政治和经济纽带，最终直接导致了苏联这一超级大国的崩溃。
“戈尔巴乔夫论”并非简单地将所有问题都归咎于一人，但它强调戈尔巴乔夫作为最高决策者，其错误的指导思想、政策选择、用人失察以及在关键时刻的犹豫和失误，对苏联解体的进程起到了决定性的、不可逆转的加速作用。这一理论认为，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的特定改革路径，苏联或许仍会面临诸多挑战，但未必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以如此彻底的方式解体。
该理论的主要论据包括：
- “公开性”的失控：演变为对苏共历史和苏联现实的全面否定，摧毁了社会主流价值观和民族自信心。
- “民主化”的冒进：削弱了苏共的领导地位，催生了大量反苏、分裂主义的政治势力，导致政治失序。
- “新思维”外交的退让：在国际上对西方国家做出过多单方面让步，放弃了苏联的国家利益和国际影响力，削弱了国家凝聚力。
- 经济改革的失败：未能有效改善民生，反而加剧了经济混乱和物资短缺，引发民众不满。
- 民族政策的失误：未能妥善处理日益尖锐的民族矛盾，反而刺激了各加盟共和国的分离倾向。
- 个人决策的缺陷：戈尔巴乔夫在改革过程中表现出的理想主义、缺乏经验、优柔寡断以及对局势的误判，使其无法有效驾驭复杂的改革局面。
戈尔巴乔夫上台背景与改革初期设想
1985年3月，54岁的戈尔巴乔夫接替去世的契尔年科，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他上台的背景是苏联社会经历了勃列日涅夫时代的长期“停滞”，积累了严重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老人政治”导致领导层缺乏活力，民众对现状普遍不满，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
戈尔巴乔夫被视为苏共内部相对年轻、思想开明、富有改革精神的代表。他上任之初，也确实怀抱着振兴苏联、革除弊政的雄心。其最初的改革设想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提出了“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试图通过科技进步、加强劳动纪律、调整投资结构等方式，提升经济效率，改善人民生活。
然而，这些初步的经济改革措施收效甚微，未能触动深层次的体制弊端。戈尔巴乔夫逐渐认识到，没有政治体制的相应变革，经济改革难以深入。于是，他开始将改革的重心转向政治领域。
“公开性”、“民主化”与“新思维”：失控的“三驾马车”
戈尔巴乔夫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公开性”、“民主化”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同时，在外交上推行“新思维”。这“三驾马车”最终拉着苏联走向了失控和解体。
1. “公开性”（Гласность）的失控
“公开性”最初的意图是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允许对社会问题进行讨论和批评，以激发社会活力，促进改革。然而，在缺乏有效引导和制度规范的情况下，“公开性”迅速演变成一场对苏共历史、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乃至整个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全面清算和否定运动。
- 历史虚无主义泛滥：大量所谓“揭秘”历史档案的文章和出版物涌现，片面夸大甚至歪曲苏联历史上的错误和阴暗面，否定十月革命、卫国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的积极意义，摧毁了民众的历史记忆和民族自豪感。
- 意识形态真空：官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受到猛烈攻击，而新的、能够凝聚共识的主流价值观未能建立起来，导致社会思想极度混乱，各种西方思潮和极端民族主义思想乘虚而入。
- 媒体的负面导向：许多媒体在“公开性”的旗号下，热衷于“扒粪”和“唱衰”，对社会现实的报道充斥着负面情绪，加剧了民众对政府和体制的不信任。
“公开性”最终瓦解了苏共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和苏联社会共同的思想基础。
2. “民主化”（Демократизация）的冒进
戈尔巴乔夫试图通过“民主化”来改革苏联僵化的政治体制，包括实行差额选举、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削弱苏共对国家的直接控制等。
- 苏共领导地位的动摇：1990年，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取消了宪法中关于苏共领导地位的第六条。这从根本上动摇了苏共的执政根基，也为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的崛起打开了闸门。
- 多党制的出现与政治多元化的失序：各种政治组织和党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许多是公开以推翻苏共和解体苏联为目标的。政治斗争日益激烈，社会严重撕裂。
- 民族分离主义的合法化：在“民主化”和“主权化”的口号下，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分离势力迅速壮大，纷纷要求扩大自主权乃至宣布独立。戈尔巴乔夫对此缺乏有效的应对措施，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这种倾向。
“民主化”的失控导致了中央权力的削弱、政治秩序的瓦解和国家分裂的加剧。
3. “新思维”外交的全面退让
在外交领域，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主张“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建立无核武器、无暴力的世界”等。其核心是在缓和与西方关系的名义下，对西方国家进行大幅度的单方面妥协和退让。
- 放弃东欧：苏联默许甚至推动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华沙条约组织解散，苏联失去了在东欧的战略屏障和传统盟友。
- 对美缓和中的不对等让步：在与美国的裁军谈判和地区冲突问题上，苏联做出了远超对等的让步，损害了自身的国家安全利益和国际地位。
- 国内凝聚力的削弱：这种对外政策的软弱和退让，使得国内民众和精英阶层对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产生怀疑，进一步削弱了国家凝聚力。
“新思维”外交并未给苏联带来所期望的和平发展环境和西方的实质性援助，反而使其在国际格局中日益孤立和被动。
经济改革的失败与社会矛盾的激化
与政治改革的“大刀阔斧”相比，戈尔巴乔夫时期的经济改革显得犹豫不决、缺乏系统性，并且往往与政治改革的目标相冲突。
- “加速发展战略”的落空：早期的经济改革措施未能解决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反而因为投入的盲目性和管理上的混乱，加剧了经济失衡。
- 企业改革的滞后：虽然试图引入市场机制，扩大企业自主权，但由于缺乏配套的法律环境和有效的宏观调控，企业改革步履维艰。
- 消费品市场的崩溃：随着政治动荡的加剧和计划经济体制的瓦解，生产秩序遭到严重破坏，物资供应极度短缺，商店货架空空如也，民众排长队抢购商品的现象成为常态，生活水平急剧下降。
- 财政赤字的激增与通货膨胀：国家财政收入锐减，支出失控，导致巨额财政赤字和恶性通货膨胀，卢布大幅贬值。
经济改革的失败，使得民众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信心丧失殆尽，社会不满情绪空前高涨，为各种激进势力和分裂活动提供了土壤。
个人因素与历史的偶然
在分析戈尔巴乔夫对苏联解体的责任时，其个人性格、认知水平和决策能力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 理想主义与天真：戈尔巴乔夫对西方民主模式抱有过于理想化的看法，对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低估了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作用。
- 缺乏经验与决断力：他缺乏在国家最高领导岗位上处理复杂危机的经验，在关键时刻往往显得犹豫不决、左右摇摆，错失了稳定局势的机会。
- 用人失察：他提拔和重用了一些缺乏能力或包藏祸心的人（如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等被认为是“第五纵队”的人物），这些人对改革的负面走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 对权力的迷恋与误判：在改革后期，戈尔巴乔夫似乎更专注于维护个人权力，而不是国家的整体利益。他对叶利钦等地方势力的崛起应对失当，未能有效维护中央权威。
结论
综上所述，“戈尔巴乔夫论”认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推行的以“公开性”、“民主化”和“新思维”为核心的改革，由于其指导思想的错误、政策措施的冒进、以及个人能力的缺陷，最终失控并直接导致了苏共的垮台和苏联的解体。他的改革不仅未能解决苏联社会存在的问题，反而摧毁了国家赖以存在的政治基础、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虽然苏联的解体是多种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但戈尔巴乔夫作为这一历史进程中拥有最高决策权的关键人物，其错误的改革方针和政策实践，无疑是压垮这个超级大国的最后一根，也是最沉重的一根稻草。他的悲剧在于，他试图改革和拯救一个他并不真正理解的体制，最终却亲手葬送了它。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为世界历史提供了一个深刻的教训：任何旨在推动社会进步的改革，都必须建立在对本国国情和历史传统的深刻理解之上，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和稳健的步骤，必须将国家的整体利益和人民的根本福祉放在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