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5 失业罪论
概念介绍
“失业罪论”是一种探讨苏联解体原因的观点，它聚焦于苏联时期独特的劳动就业制度及其对社会个体和整体活力的影响。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苏联官方将失业（或更准确地说，不从事“社会有益劳动”）视为一种消极的社会现象，甚至将其定义为“社会寄生行为”（тунеядство），并对此进行法律规制乃至刑事处罚。这种制度剥夺了个人选择不就业或“躺平”的自由，强制性地将所有适龄健康公民纳入国家统一安排的劳动体系之中。
“失业罪论”认为，这种对个人劳动选择权的剥夺和对“不劳动者”的污名化、罪化处理，在深层次上压抑了社会活力和个人创造性，也可能积累了民众的不满情绪。当社会面临转型和危机时，这种长期被压抑的对个人自由的渴望，以及对强制性劳动体制的反感，可能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甚至导致体制瓦解的因素之一。所谓“人民群众没有躺平的自由，所以揭竿而起灭亡了苏联”的表述，虽然带有一定的夸张和情绪化色彩，但它指出了这种制度与个体自由之间的紧张关系及其潜在的社会后果。
该理论关注的要点包括：
- 苏联的“充分就业”与“无失业”宣传：苏联官方长期宣传其社会主义制度消灭了失业，实现了充分就业，并以此作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
- “社会寄生虫”的法律定义与惩处：苏联法律体系中存在针对“逃避社会有益劳动，过着反社会寄生生活方式”的人员的条款，轻则行政处罚，重则可能被判处劳动改造。
- 个人自由的缺失：在这种制度下，个人在职业选择、工作地点、是否就业等方面的自由受到极大限制。
- 社会活力的抑制：强制性的、缺乏激励的劳动可能导致劳动效率低下，也难以激发个体的创造性和创业精神。
- 潜在的社会不满：对于那些不愿或不适应国家安排的劳动，或者向往更自由生活方式的人来说，这种制度无疑是一种压迫，可能积累社会不满情绪。
苏联的劳动就业制度与“反社会寄生行为”法
苏联宪法规定劳动是每个有劳动能力的苏联公民的光荣义务和崇高职责。国家致力于实现充分就业，并从法律上禁止失业。这种制度设计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以及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全面计划和控制紧密相关。
为了确保“人尽其劳”，苏联建立了一套相应的法律和行政管理体系：
- 普遍劳动义务：原则上，所有达到法定劳动年龄且有劳动能力的公民都必须参加社会劳动。毕业即分配工作是常态。
- 国家统一分配：国家通过计划手段统一分配劳动力资源，个人在职业选择和流动方面受到严格限制。
- “社会寄生虫”（тунеядец）概念的提出与法律化：早在赫鲁晓夫时期，苏共就开始强调同“社会寄生现象”作斗争。1961年5月4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了《关于加强同逃避社会有益劳动、过着反社会寄生生活方式的人作斗争》的法令。其他加盟共和国也相继出台了类似法律。 这些法令规定，对于那些没有合法收入来源、长期不参加社会劳动、依靠不正当手段生活的人，可以被视为“社会寄生虫”。
- 惩处措施：对于被认定为“社会寄生虫”的人，最初可能受到社会舆论谴责、行政警告、强制安排工作等。如果屡教不改或情节严重，则可能被法院判处强制迁徙、劳动改造，期限从几个月到几年不等。著名的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就曾因“社会寄生罪”被判刑。
这些法律的初衷可能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劳动纪律、防止不劳而获等。然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其适用范围有时被扩大化，甚至被用来打压异议人士或不符合主流价值观的个体。
“没有躺平的自由”：制度对个体与社会的影响
将不就业视为一种“罪行”的制度，对苏联社会和个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个人选择权的丧失：公民失去了选择是否工作、何时工作、从事何种工作的基本自由。即使对分配的工作不满意，也很难自由流动或选择暂时不就业。
- “被动劳动”与效率低下：在缺乏自主选择和有效激励的情况下，许多人的劳动积极性不高，出工不出力、“磨洋工”的现象普遍存在，导致整体劳动生产率低下。
- 社会活力的压抑：这种制度不利于激发个体的创造性和创业精神。人们习惯于依赖国家安排，缺乏主动寻求发展机会的动力。社会的创新能力和适应性也因此受到削弱。
- 对“另类”生活方式的不容忍：对于那些希望从事自由职业、艺术创作、独立研究或仅仅是想暂时“躺平”调整的人来说，这种制度是极不友好的。它试图将所有人都纳入整齐划一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抹杀了生活方式的多样性。
- 潜在的社会矛盾与不满：尽管苏联官方宣传“无失业”的优越性，但强制性的劳动和对个人自由的剥夺，必然会在一部分人心中积累不满和抵触情绪。特别是当社会面临经济困难、物资短缺、特权腐败等问题时，这种对劳动体制的反感更容易与其他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
- “影子经济”的催生：一部分不愿意或无法在官方体系内找到满意工作的人，可能会转向“影子经济”或非官方的劳动形式，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官方劳动制度的严肃性。
“失业罪”与苏联解体的关联性探讨
将“失业罪”或“反社会寄生行为”法直接视为导致苏联“揭竿而起”并最终解体的主要原因，可能过于简单化和夸大了其作用。苏联的解体是多种复杂因素长期积累、相互作用的结果，包括经济体制的僵化、政治权力的腐败、民族矛盾的激化、意识形态的危机以及外部环境的影响等。
然而，“失业罪论”所揭示的苏联劳动就业制度中存在的强制性、非人道以及对个人自由的压制，无疑是构成苏联社会深层矛盾的一个方面：
- 加剧了民众对体制的疏离感：当国家不仅控制你的思想，还要强制你的劳动，剥夺你“不劳动”的权利时，民众对国家和体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必然会受到侵蚀。
- 成为“公开性”时期被攻击的靶子：在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改革时期，苏联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被揭露和批判，“反社会寄生行为”法这类限制个人自由的法律自然也成为被攻击的对象。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呼吁成为当时社会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为社会动荡提供了某种心理基础：长期被压抑的对个人自由的渴望，一旦遇到社会大变革的时期，就可能以各种形式爆发出来，成为推动社会失序的力量之一。虽然未必是“揭竿而起”，但可能是对旧体制的普遍唾弃和对新秩序的盲目向往。
- 与经济困境的叠加效应：当苏联末期经济陷入困境，民众生活水平下降时，强制性的、低效的、缺乏回报的劳动体制更显得不合理和难以忍受。人们可能会质疑：既然国家无法保障我们的生活，为何还要强制我们劳动？
因此，虽然“失业罪”本身不足以直接推翻一个庞大的国家，但它所代表的那种对个体权利的漠视和对社会活力的压制，是苏联体制内在缺陷的一个缩影。这种缺陷与其他更宏观的经济、政治矛盾相结合，共同构成了苏联解体的深刻背景。
结论
“失业罪论”从一个特定角度揭示了苏联社会体制中存在的深层问题。将不从事“社会有益劳动”视为一种应受惩罚的行为，反映了苏联国家权力对个人生活的过度干预和对个体自由的漠视。这种制度虽然在特定历史时期可能起到过一定的社会组织和动员作用，但长期来看，它压抑了社会活力，剥夺了个人选择权，积累了社会不满，并与社会主义所倡导的“人的全面发展”目标背道而驰。
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追求是重要的社会驱动力之一。虽然不能简单地将“没有躺平的自由”等同于“揭竿而起”的直接原因，但这种对个体生活方式的强制性规制，无疑是构成苏联社会矛盾和离心倾向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它提醒我们，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如果不能充分尊重和保障个体的基本权利和自由选择，最终都可能面临被民众所抛弃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