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腐败论
概念介绍
腐败论为我们理解苏联解体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分析视角。这一理论认为，苏联后期日益严重的系统性腐败从根本上侵蚀了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和运行效率，最终成为导致苏联解体的关键因素之一。它特别强调腐败对政治体系的破坏性影响，尤其是当腐败从个别现象演变为系统性问题时，其对政治体制的瓦解作用将变得难以逆转。
从政治学角度看，腐败不仅是一个道德问题，更是政治体系功能失调的重要标志。系统性腐败意味着腐败已经超越了个人行为的范畴，成为政治运行的基本规则和普遍现象。
苏联后期的腐败问题呈现出几个鲜明特征：腐败现象已经渗透到各级党政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通过"关系网"和"影子经济"等机制实现了制度化运作；从基层蔓延至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许多腐败行为在民众中成为公开的秘密，甚至被默认为正常的社会运行方式。
苏联腐败现象的历史演变
革命初期的清廉传统（1917-1920年代）
苏联建立初期，布尔什维克党确实展现出了相对清廉的政治风貌：
革命理想主义：早期的布尔什维克党员大多具有强烈的革命理想主义精神，愿意为共产主义事业牺牲个人利益。
艰苦奋斗传统：在革命和内战的艰难岁月中，党的领导人与普通民众同甘共苦，形成了艰苦奋斗的传统。
严格纪律：党内实行严格的纪律约束，对违纪行为进行严厉处罚。
公开透明：相对而言，早期苏维埃政权在决策过程中保持了一定的公开性和透明度。
列宁本人就是清廉的典型代表，他生活简朴，拒绝特权，甚至在生病时也不愿意享受特殊待遇。这种清廉传统为早期苏维埃政权赢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
斯大林时期的腐败现象（1920-1950年代）
斯大林时期的腐败现象呈现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独特形态。党政官员逐渐形成一个享有特殊物资供应和福利待遇的特权阶层；干部选拔机制中，个人忠诚度往往凌驾于能力和品德之上；计划经济体制的固有缺陷导致"走后门"和黑市交易成为普遍现象；而对高层领导的有效监督机制则长期缺位。
尽管这一时期的腐败问题已经显现，但总体上仍处于可控范围内，尚未演变为威胁政治体制稳定的系统性危机。
赫鲁晓夫时期的松动（1950-1960年代）
赫鲁晓夫时期，政治环境的相对宽松为腐败现象的发展提供了空间：
去斯大林化：批判个人崇拜和恐怖统治，但也削弱了对干部的严格约束。
物质刺激政策：强调物质利益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追求个人利益的倾向。
权力下放：向地方和企业下放权力，为权力寻租创造了条件。
监督松懈：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导致对干部监督的松懈。
这一时期，虽然大规模的腐败现象尚未出现，但腐败的种子已经开始萌芽。一些地方干部开始利用职权谋取个人利益，特权现象也有所扩大。
布列日涅夫时期的腐败蔓延（1960-1980年代）
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腐败现象大规模蔓延的关键时期：
"稳定干部"政策：实行干部终身制，缺乏有效的人事流动和监督机制。
"你好我好大家好"：形成了相互包庇、相互保护的官僚网络。
经济特权扩大：高级干部享受的经济特权不断扩大，包括特供商品、特殊住房、专用车辆等。
地方保护主义：地方干部形成利益集团，相互包庇，对抗中央监督。
"影子经济"兴起：计划经济的缺陷催生了大量的"影子经济"活动，为腐败提供了土壤。
这一时期最著名的腐败案例包括：
- 乌兹别克棉花案：乌兹别克斯坦的党政领导人通过虚报棉花产量骗取国家资金，涉案金额巨大。
- 格鲁吉亚腐败案：格鲁吉亚的党政干部大规模贪污腐败，形成了庞大的腐败网络。
- 莫斯科贸易腐败案：莫斯科的商业系统存在大规模的贪污受贿现象。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反腐努力与新问题（1980年代末-1991年）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试图通过改革解决腐败问题：
反腐败运动：发起了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查处了一批腐败分子。
"公开性"政策：通过媒体公开揭露腐败现象，增加透明度。
法制建设：加强反腐败的法律制度建设。
人事改革：更换了一批腐败的干部，提拔了一些相对清廉的干部。
然而，改革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合法化"腐败：一些原本的"灰色"收入通过改革变得"合法化"。
权力寻租增加：经济改革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权力寻租机会。
监督机制混乱：改革导致原有的监督机制失效，新的监督机制尚未建立。
社会分化加剧：改革导致社会分化加剧，腐败现象更加引人注目。
苏联腐败现象的主要表现
经济腐败
苏联的经济腐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贪污公款：直接挪用、侵吞国家资金，这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相对容易实现。
虚报产量：通过虚报生产数据骗取国家奖励和资源分配，乌兹别克棉花案就是典型例子。
倒卖紧缺商品：利用职权获得紧缺商品，然后在黑市上高价出售。
工程腐败：在基础设施建设中收受回扣，导致工程质量低下。
外贸腐败：在对外贸易中收受外商贿赂，损害国家利益。
例如，1980年代揭露的"鱼子酱案"显示，一些高级干部利用职权大量获取鱼子酱等奢侈品，然后转卖牟利或用于行贿。正如苏联解体原因分类中提到的："一次就从小白桦拿走几十瓶鱼子酱，苏联能不亡吗？"
政治腐败
政治腐败主要表现为权力的滥用和政治资源的私人化：
买官卖官：通过金钱或其他利益交换获得职位提升。
裙带关系：任人唯亲，将亲友安排到重要岗位。
地方保护主义：地方干部相互包庇，形成利益集团。
选举舞弊：在党内选举和人大选举中进行舞弊。
政策寻租：利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
布列日涅夫时期形成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帮"就是典型的政治腐败现象，这个以布列日涅夫为核心的政治集团通过相互提携、相互保护，控制了苏联的重要政治资源。
生活腐败
生活腐败主要表现为特权享受和奢侈浪费：
特供制度：享受普通民众无法获得的特供商品和服务。
豪华住宅：占用国家资源建设和维护豪华住宅。
专用车辆：使用公车进行私人活动。
奢侈旅游：以公务名义进行奢侈旅游。
子女特权：为子女提供特殊的教育和就业机会。
苏联高级干部享受的特权包括：在莫斯科郊外的别墅、专用的医疗服务、特殊的度假设施、进口商品的优先购买权等。这些特权与普通民众的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
文化腐败
文化腐败主要表现为学术和文化领域的不正之风：
学术造假：在学术研究中弄虚作假，获得不当利益。
文艺腐败：在文艺创作和评奖中存在腐败现象。
教育腐败：在教育系统中存在收受贿赂、徇私舞弊等现象。
媒体腐败：媒体工作者收受贿赂，进行有偿新闻报道。
这种文化腐败不仅损害了苏联的文化事业，也进一步削弱了社会的道德基础。
苏联腐败现象的制度性原因
权力过度集中
苏联政治体制的根本特点是权力的高度集中：
党政合一：党和政府的权力高度重合，缺乏有效的权力制衡。
等级森严：严格的等级制度使得下级对上级绝对服从，缺乏监督。
个人专断：领导干部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容易滋生腐败。
权力世袭化：权力逐渐呈现世袭化倾向，形成既得利益集团。
这种权力结构为腐败提供了制度性土壤，使得权力缺乏有效约束。
监督机制缺失
苏联的监督机制存在严重缺陷：
党内监督不力：党内监督流于形式，缺乏实质性约束力。
人大监督虚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名存实亡，无法发挥监督作用。
司法独立缺失：司法机关缺乏独立性，无法有效监督党政干部。
媒体监督受限：媒体受到严格控制，无法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民众监督困难：普通民众缺乏有效的监督渠道和保护机制。
这种监督机制的缺失使得腐败行为难以被及时发现和制止。
激励机制扭曲
苏联的干部激励机制存在严重扭曲：
政绩导向偏差：过分强调数量指标，忽视质量和效益。
晋升机制不公：干部晋升更多依赖关系而非能力和政绩。
薪酬体系不合理：正当收入与实际贡献不匹配，诱发寻租行为。
惩罚机制软弱：对腐败行为的惩罚力度不够，违法成本低。
这种扭曲的激励机制使得干部更倾向于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利益。
经济体制缺陷
计划经济体制本身也为腐败提供了条件：
资源配置权力化：资源配置主要通过行政权力而非市场机制，为寻租创造了条件。
价格体系扭曲：价格不能反映真实的供求关系，为套利提供了空间。
短缺经济常态化：商品短缺使得掌握分配权的官员具有巨大的寻租空间。
"影子经济"盛行：计划经济的缺陷催生了大量的"影子经济"活动。
这些经济体制缺陷为腐败现象的滋生提供了丰富的土壤。
腐败对苏联政治体系的冲击
合法性危机
腐败现象的蔓延对苏联政治体系的合法性造成了严重冲击：
理想破灭：腐败现象与共产主义理想形成鲜明对比，导致民众理想破灭。
信任危机：民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度急剧下降。
道德权威丧失：统治集团失去了道德权威，无法继续以道德优势自居。
制度公信力下降：整个政治制度的公信力受到严重损害。
当民众发现那些高喊"为人民服务"口号的官员实际上在谋取私利时，整个政治体系的可信度就会受到致命打击。
社会分化加剧
腐败现象加剧了苏联社会的分化：
贫富差距扩大：腐败分子通过不正当手段积累财富，与普通民众的差距越来越大。
机会不平等：腐败导致资源分配不公，普通民众难以获得公平的发展机会。
社会流动受阻：腐败使得社会流动更多依赖关系而非能力，阻碍了正常的社会流动。
阶层固化：腐败有利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固化。
这种社会分化与社会主义的平等理想背道而驰，进一步削弱了政治体系的合法性。
经济效率下降
腐败现象严重影响了经济效率：
资源配置扭曲：腐败导致资源配置偏离效率原则，流向寻租活动。
投资效率低下：腐败使得投资决策更多考虑个人利益而非经济效益。
创新动力不足：腐败环境不利于创新和竞争，阻碍了技术进步。
交易成本增加：腐败增加了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降低了整体效率。
经济效率的下降进一步加剧了苏联的经济困难，形成了恶性循环。
政治稳定性下降
腐败现象也影响了政治稳定性：
政治冲突加剧：腐败引发的利益冲突加剧了政治斗争。
政策执行困难：腐败使得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扭曲和阻力。
改革阻力增大：既得利益集团阻挠改革，增加了改革的难度。
社会抗议增加：腐败引发的民众不满导致社会抗议活动增加。
这些因素都对政治稳定性构成了威胁。
腐败与苏联解体的关联
腐败现象如何最终导致苏联解体？这一过程可以分为几个阶段：
腐败的积累与蔓延（1960-1980年代）
在这一阶段，腐败现象逐渐积累和蔓延：
制度性腐败形成：腐败从个别现象发展为制度性问题。
腐败网络扩大：形成了庞大的腐败网络和利益集团。
腐败文化盛行：腐败逐渐被视为"正常"现象，形成了腐败文化。
民众不满积累：民众对腐败的不满情绪不断积累。
这一阶段为后来的政治危机埋下了伏笔。
改革中的腐败暴露（1980年代末）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使得腐败问题更加暴露：
"公开性"揭露腐败：媒体开放使得大量腐败案例被公开揭露。
反腐败运动：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震惊了社会。
民众觉醒：民众对腐败问题的认识更加清晰。
政治合法性危机：腐败问题的暴露加剧了政治合法性危机。
这一阶段，腐败问题成为了政治改革的重要推动力。
腐败与政治分裂（1990-1991年）
在苏联解体的最后阶段，腐败问题与政治分裂相互交织：
既得利益集团分化：不同的既得利益集团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分化。
地方保护主义加剧：地方利益集团寻求更大的自主权以保护既得利益。
改革方向争议：关于如何解决腐败问题存在严重分歧。
政治体系崩溃：腐败导致的合法性危机最终促成了政治体系的崩溃。
1991年苏联解体，腐败问题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
腐败论的评价
腐败论提供了一个解释苏联解体的重要视角，但这一理论也存在一些争议和局限性：
理论优势
现实基础扎实：有大量事实证据支持苏联存在严重腐败问题。
解释力强：能够解释苏联后期出现的政治合法性危机、社会分化等现象。
逻辑清晰：腐败导致合法性危机进而导致政治体系崩溃的逻辑链条清晰。
普遍意义：腐败对政治体系稳定性的影响具有普遍意义。
理论局限
因果关系复杂：腐败与其他因素（经济、意识形态、民族等）之间的因果关系复杂。
程度难以量化：腐败的严重程度难以精确量化，主要依赖定性分析。
比较研究不足：缺乏与其他国家腐败问题的系统比较研究。
解决方案争议：关于如何有效解决腐败问题存在争议。
结论
腐败论认为，苏联吏治腐败是导致国家灭亡的主要原因。腐败现象的蔓延不仅直接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正，更重要的是破坏了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基础，削弱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最终导致政治体系的崩溃和国家的解体。
苏联的腐败问题有其深刻的制度性根源，包括权力过度集中、监督机制缺失、激励机制扭曲和经济体制缺陷等。这些制度性因素为腐败提供了丰富的土壤，使得腐败现象难以根除。
腐败对苏联政治体系造成了全方位的冲击，包括合法性危机、社会分化加剧、经济效率下降和政治稳定性下降等。这些冲击相互交织，最终促成了苏联的解体。
苏联的经验表明，腐败问题对政治体系的稳定性具有重要影响。任何政治体系都需要建立有效的反腐败机制，包括权力制衡、监督约束、激励相容和制度完善等，以防止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这一教训对于理解政治体系的稳定性和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