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7 进步论
概念介绍
“进步论”是一种对苏联解体原因的非主流、甚至可以说是“反向”的解读视角。与通常将苏联解体归咎于腐败、特权、体制僵化等负面因素的观点不同，“进步论”提出了一种颇具颠覆性的看法：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及其建立的体制，在某些方面可能“过于进步”、“过于清廉”、“过于理想主义”，反而导致了其最终的脆弱和解体。
该理论认为，苏共由于其建党初期的革命理想色彩、对党员和干部相对严格的道德和纪律要求、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对官僚特权、腐败和世袭制的抑制（至少在理论层面和早期实践中，与其他一些历史时期或剥削制度国家相比），未能成功塑造或巩固一个足够庞大、享有稳固既得利益、并因此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捍卫这个体制的“统治精英集团”或“基本盘”。
其核心逻辑是：一个统治集团如果自身利益与现行体制高度捆绑，并且这种利益是显性化、可传承、受保护的，那么在体制遭遇危机时，这个集团就会成为最坚定的保卫者。反之，如果体制对统治集团的要求过于严苛，“压榨”过甚，提供的“好处”不足或不稳定，甚至还时常面临各种政治运动的冲击和“清洗”，那么这个集团对体制的忠诚度和保卫意愿就会大打折扣。一旦出现政治动荡或外部诱惑（例如将隐性特权公开化、合法化、私有化的机会），他们不仅不会积极保卫旧体制，反而可能成为推动其瓦解的力量，以便“掀桌子自己拿”，将手中的权力直接变现为个人财富和可继承的地位。
“进步论”的主要论点可能包括：
- 理想主义的“原罪”：布尔什维克以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和无阶级社会为目标，这种高度理想化的目标本身就对人性中的自利倾向构成了挑战。为了维系这种理想，体制不得不长期依靠强力约束和思想灌输，一旦这些手段有所松懈，内在的离心力就容易显现。
- 对干部的严苛要求与“福利”不足：相比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员或传统社会的贵族，苏联干部在理论上是“人民公仆”，其合法收入和特权受到一定限制。虽然也存在事实上的特权（如“小白桦商店”），但这些特权往往是职务性的、非世袭的，且可能随着政治风向的改变而得而复失。这种“性价比不高”的状况，使得部分官僚阶层缺乏对体制的“感恩戴德”和“誓死效忠”。
- 监督的“严苛”与政治运动的常态化：苏共党内斗争和政治清洗的残酷历史，使得官僚阶层长期处于一种不安全感之中。严苛的纪律监督和周期性的政治运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腐败，但也打击了官僚的积极性和对体制的归属感。
- 未能形成稳固的“统治阶级意识”：由于上述原因，苏联的官僚阶层可能更多地将自身视为体制的“打工者”或“管理者”，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所有者”或“统治者”。他们与体制之间更多的是一种工具性的联系，而非命运共同体。
- “进步”理念对社会活力的某种抑制：过于强调集体主义和统一意志，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个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得整个社会系统缺乏足够的弹性和自我修复能力。
- 当“进步”的理想褪色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早期革命的理想主义光环逐渐褪色，官僚主义和特权现象不可避免地滋生。但由于体制本身对这些现象的“名不正言不顺”，使得这些特权无法像私有制社会那样被合法化和稳固化。这就为后来的“上层革命论”或“葬礼致富论”埋下了伏笔——即当有机会将这些不稳定的、隐性的特权转化为合法的、可继承的私有财产时，许多精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抛弃旧体制。
“进步”的悖论：清廉与脆弱
“进步论”并非否认苏联体制中存在腐败和特权，而是认为这些问题可能没有达到足以从内部摧毁体制的程度，或者说，体制对这些问题的“免疫力”和“自洁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成为了其脆弱性的根源。
- 清廉的代价：如果一个政权在相当长时期内保持了相对的清廉，对官员的贪腐行为进行严厉打击，那么官员阶层就难以通过腐败积累起足以对抗体制或在体制崩溃后依然能维持优越地位的巨额财富。他们的命运与体制高度绑定，但这种绑定更多是基于职务而非个人财产。一旦体制不存，他们可能失去一切。然而，如果这种“清廉”是通过高压手段维持的，并且官员的正常待遇又偏低，那么就可能导致普遍的“怠工”或在有机会时“捞一把就走”的心态。
- 监督的困境：过于严苛的内部监督和频繁的政治运动，虽然短期内可能保持队伍的“纯洁性”，但也容易造成人人自危、相互倾轧的政治生态，难以形成真正团结和忠诚的领导核心。官员们可能更专注于揣摩上意、保住权位，而非真正从内心认同和捍卫体制的价值观。
- 缺乏“腐败缓冲带”：在一些观点看来，适度的腐败和特权（在不危及统治根本的前提下）有时反而能成为体制的“润滑剂”和“缓冲带”，能够收买和团结一批既得利益者，形成一个稳固的“食利阶层”，他们会因为害怕失去现有利益而成为体制的坚定支持者。苏联体制由于其“进步”的理想，恰恰缺乏这样一个足够强大的、以腐败和特权为纽带的“基本盘”。
离心离德：当“进步”无法凝聚人心
“进步论”认为，正是因为苏联体制在某些方面的“超前”和“严苛”，导致了其内部凝聚力的不足。
- 对精英阶层的吸引力下降：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外部世界信息的传入，苏联体制内的一些精英（尤其是知识分子和中高层干部）可能会对西方国家的物质生活和个人自由产生向往。如果本国体制无法提供足够的上升空间、个人价值实现感和物质回报，他们就可能对体制产生离心倾向。
- 对普通民众的承诺落空：苏联体制承诺给人民一个美好的共产主义未来，但在现实中，长期的物资短缺、排队购物、以及与西方国家生活水平的差距，使得这种承诺显得遥不可及。当“进步”的理想无法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活改善时，民众对体制的支持度也会下降。
- “掀桌子”的诱惑：当体制面临危机，例如戈尔巴乔夫改革带来的混乱时期，对于许多身处权力岗位的人来说，维护旧体制的成本和风险可能很高，而收益却不确定。相反，如果参与或默许瓦解旧体制，他们则有机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将国有资产据为己有，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这种“掀桌子自己拿”的诱惑，对于一个缺乏稳固既得利益集团保护的体制来说，是致命的。
案例与佐证的探讨
支持“进步论”的观点可能会从以下方面寻找佐证：
- 苏联解体过程中精英阶层的普遍“不作为”甚至“反戈一击”：与历史上许多王朝覆灭时统治集团的拼死抵抗不同，苏联解体过程中，苏共的庞大官僚机构和强力部门（军队、克格勃）似乎并没有进行有效的、有组织的抵抗，反而有相当一部分人迅速转向支持叶利钦等地方分离势力，积极参与瓜分国家财产的盛宴。这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他们对旧体制缺乏真正的忠诚和保卫意愿。
- 与中国改革的对比：有观点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保持稳定和持续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执政党在改革过程中注重团结和争取各个阶层的支持，包括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而形成了一个与改革成果休戚相关的受益群体。而苏联的改革则更多地表现为对旧体制的全面否定和对原有精英阶层的冲击。
- 对“腐败亡党亡国”论的质疑：虽然腐败是苏联末期存在的问题，但“进步论”者可能会质疑腐败是否是导致解体的最根本原因。他们认为，如果仅仅是腐败，体制或许还能通过反腐运动等方式进行调整和延续，但如果是体制本身无法凝聚核心的保卫力量，那么一旦遭遇冲击就容易土崩瓦解。
结论的争议性
“进步论”作为一种对苏联解体原因的解读，无疑具有很大的争议性。它挑战了许多主流的、将苏联解体归咎于其内在缺陷和负面因素的观点。这种理论的价值可能不在于它是否完全“正确”或能够全面解释苏联解体的复杂原因，而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新颖的、引人深思的视角，促使人们从不同层面去思考国家治理、社会动员、精英形成以及制度韧性等问题。
它提醒我们，一个政治体制的稳固，并不仅仅取决于其理想的崇高性或制度设计的“先进性”，更取决于它能否有效地整合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能否形成一个有足够向心力和行动力的核心支持群体，能否在现实的政治经济运作中展现出足够的适应性和生命力。
从“进步论”的角度看，苏联的悲剧或许在于，它的“进步”理想超越了其社会现实和人性基础所能承载的限度，它的“清廉”和“严苛”未能塑造出一个真正忠诚于自身的精英阶层，最终使得这个庞大的国家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因为缺乏足够坚定的“保卫者”而轰然倒塌。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所有致力于社会变革和国家建设的人们深刻反思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