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葬礼致富论
概念介绍
葬礼致富论由美国经济学家大卫·科兹（David Kotz）提出，为我们理解苏联解体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经济学视角。这一理论的核心观点颇具讽刺意味：苏共成为历史上罕见的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苏联体制的瓦解本质上源于其统治精英对个人利益的疯狂追逐。科兹强调，苏联解体不应简单归因于经济体制缺陷或外部压力，而是精英阶层为将集体财富私有化而主动推动的体制转型结果。
作为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的经济学教授，大卫·科兹长期专注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比较经济体制研究。他在《俄罗斯的革命：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等著作中系统阐述了这一理论。葬礼致富论与上层革命论有相通之处，都强调精英的主动作用，但前者更侧重于经济利益动机的深入分析，提供了更为系统的经济学解释框架。
苏联精英的利益转变
理解葬礼致富论需要把握苏联精英阶层利益取向的历史演变过程。
早期苏联精英的特点
斯大林时期至赫鲁晓夫早期的精英群体主要由革命一代及其直接继承者构成。这一代精英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他们大多经历过革命和内战的洗礼，对共产主义理想保持着坚定信仰；集体主义价值观占据主导，个人物质追求相对克制；满足感主要来自政治权力和地位而非物质财富；生活方式虽享有特权，但与西方精英相比仍显朴素。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变化
勃列日涅夫时代（1964-1982）见证了精英阶层的显著转变。革命一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新一代官员的意识形态信仰明显弱化。特权体系在这一时期迅速膨胀，形成了包括专门商店、别墅和医疗设施在内的完整特权网络。腐败现象日益普遍，官员更频繁地利用职权谋取私利。随着与西方交流增多，苏联精英对西方生活方式和财富积累模式的向往也日益强烈。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转折
戈尔巴乔夫时期（1985-1991）标志着精英利益取向的根本性转折。精英阶层渴望将特权合法化以规避政治风险；积极寻求将掌控的公共资源转化为私人财富的途径；试图建立财富和地位的世袭传承机制；同时迫切希望实现与西方精英在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上的接轨。这种转变直接推动了体制转型的进程。
从特权到私有化的转变机制
科兹详细分析了苏联精英如何从特权阶层转变为私有财产所有者的过程：
第一阶段：特权的非正式积累（1985-1988）
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初期，一系列经济自由化措施为特权积累创造了条件：
合作社法：1988年通过的合作社法允许成立私营企业，许多官员利用职权和关系创办了合作社。
国有企业自主权扩大：企业管理者获得了更多自主权，可以决定产品价格、工资水平和利润分配。
银行体系改革：允许成立商业银行，为资金转移和洗钱提供了渠道。
外贸自由化：放松外贸管制，允许企业直接与外国伙伴交易，为资本外流和价格操纵创造了条件。
在这一阶段，许多官员开始利用职权进行"原始积累"：将国有资源低价转让给关联企业，操纵价格差获取暴利，挪用公款投资私营企业等。
第二阶段：法律框架的建立（1989-1991）
随着政治改革深入，苏联精英推动了一系列为私有化铺路的法律改革：
所有制法：承认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合法性，为私有制提供法律基础。
土地法：放松对土地所有权的限制，为不动产私有化创造条件。
企业法：允许国有企业转变为股份制企业，为后续私有化做准备。
银行法：进一步放松对金融机构的管制，便于资本积累和转移。
在这一阶段，政治权力的分散（特别是从中央向共和国的权力转移）也为精英控制资源创造了有利条件。各共和国领导人看到了通过独立获取更多资源控制权的机会。
第三阶段：大规模私有化（1991后）
苏联解体后，特别是在俄罗斯，叶利钦政府实施了激进的私有化政策：
小型私有化：小型企业通过拍卖方式私有化，多被内部管理者或有关联的商人获得。
券商私有化：通过发放私有化券进行大规模私有化，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和操纵，大部分私有化券最终被少数人控制。
贷款换股权：1995年实施的"贷款换股权"计划，允许银行家以低价获得国家控股企业的股权，这一计划被广泛认为是俄罗斯寡头形成的关键步骤。
自然资源部门私有化：石油、天然气、金属等战略资源部门的私有化，创造了巨额财富，形成了一批超级富豪。
通过这些步骤，前苏联官员、企业管理者和与之关联的商人成功地将国有资产转化为私人财富，成为新的资本家阶级。
葬礼致富的具体案例
科兹在其研究中提供了许多具体案例，展示了苏联精英如何在体制解体中获利：
政治精英的转型
许多前苏联高级官员成功转型为商业精英或政商两栖人物：
前部长和高级官员：如前苏联石油天然气工业部副部长瓦吉特·阿列克佩罗夫，后来创建了卢克石油公司，成为俄罗斯最富有的人之一。
地方领导人：如莫斯科市长尤里·卢日科夫，利用职权控制了莫斯科大量房地产和商业资源。
共青团官员：许多共青团高级官员利用组织资源和网络，成为银行家和企业家，如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最初就是通过共青团关系起家。
企业管理者的私有化
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往往成为私有化最大的受益者：
内部人私有化：企业管理者利用信息优势和控制权，以极低价格获得企业所有权。
资产剥离：在私有化前，将企业最有价值的资产转移到关联公司。
债务操纵：通过人为制造债务，降低企业价值，然后以低价收购。
新兴商人与官员的联盟
一些早期商人通过与官员的密切合作，在私有化中获取巨大利益：
银行家：如弗拉基米尔·波塔宁、米哈伊尔·弗里德曼等，通过与政府的密切关系，获得了参与私有化的特权。
贸易商：一些早期从事外贸的商人，利用价格差和关系网，积累了原始资本，后来参与大规模私有化。
金融投机者：在经济动荡时期，一些人通过货币投机、国债交易等方式积累财富，后来转向实体经济投资。
葬礼致富论的影响与评价
科兹的葬礼致富论对理解苏联解体和后苏联转型有重要启示：
理论贡献
提供了新视角：强调了精英利益在体制转型中的决定性作用，挑战了纯粹从意识形态或经济效率角度解释苏联解体的观点。
解释了转型的特殊性：帮助解释为什么苏联/俄罗斯的市场转型与东欧国家有显著不同，特别是在财富集中度和寡头形成方面。
连接了政治和经济分析：将政治权力转化为经济权力的过程作为分析焦点，展示了两者的密切关联。
批评与局限
过于强调精英作用：可能低估了经济困难、民众不满等其他因素的作用。
简化历史复杂性：可能过于简化了戈尔巴乔夫等改革者的动机，他们可能确实希望改善而非解体苏联。
后见之明的问题：部分分析可能带有事后诸葛亮的色彩，将结果视为精英的预设目标。
结论
葬礼致富论提供了一个独特而有力的视角来理解苏联解体的原因。它强调，苏联体制的瓦解很大程度上源于其自身统治精英对个人利益的追逐，他们成功地将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政治特权转化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经济特权，在苏联的"葬礼"上实现了个人致富。
这一理论提醒我们，在分析政治经济体制变革时，不能忽视精英群体的利益和行动。同时，它也警示我们，任何政治制度都需要有效的监督和制衡机制，防止权力被滥用，防止公共资源被少数人占有。
苏联的经验表明，即使是以平等和公正为目标的制度，如果缺乏有效的民主监督和制衡机制，也可能被内部精英利用和颠覆。这一教训对于理解和改进现代政治经济制度具有重要意义。